瞿秋白与葛兰西:文艺意识形态人民观共振性分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晓璇,女,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生活美学研究院特邀研究员,研究方向:美学理论,辽宁 沈阳 110036;韩春虎,男,辽宁绥中人,辽宁大学文学院院长、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辽宁 沈阳 110036

原文出处: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在研究文学意识形态观过程中,绕不开20世纪初期世界文学领域产出的学术成果。更为巧合而又有历史必然性的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意大利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葛兰西均在同期阐释文艺人民观的科学内涵。文中所称两巨匠学术的初步考量,将为揭橥世界文学的多场域相似特性提供前提。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20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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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19)06-0142-07

      如果说“社会、历史和经济的因素塑造了那些我们认为是真实的思想,创造出了被马克思称作意识形态的东西”[1]这个推想为真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一批中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从事严酷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不约而同地在20世纪初期注重从文艺层面阐释意识形态观。由是提出一个颇有价值的课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究竟有无相近相通之处,如若予以肯定的答复,其内在与外在表现如何。既然赞同相近相通,为何在当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中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在我国文艺界占据要位,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显出异军突起之势,当下较难发现双方并轨前行之迹。在深入考量双方相近相通时,应以何处为起点或节点,于今又向哪一个方向拓展。再者,在“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双方契合点增多还是减少,双方文艺范式有无进一步融合的概率。有鉴于此,我们特别在同生于19世纪末的中国瞿秋白和意大利葛兰西两巨匠的文艺理论层面探寻上述蛛丝马迹。为使这一探究相对具象化,我们仅仅截取两巨匠意识形态人民观共振性予以从个案铺陈到挖掘要因的粗略分析。

      一、内涵阐释之同频共振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史上,有两位名家不可忽略:一个是鲁迅,再一个就是笔名宋阳的瞿秋白。两人情同手足,共同为无产阶级文化在白色恐怖状态下生存与发展而冲锋陷阵,为文艺意识形态初涉人民之路的开掘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思想资源与实践基础。其中,瞿秋白对无产阶级大众文艺人民观的阐释尤为引人注目。近乎同一时段,意大利革命家、文艺理论家葛兰西亦针对国内实情,提出无产阶级民族—人民文艺观。两巨匠所倡导的文艺观在内涵层面具有一定的共振性要素。

      瞿秋白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大众文艺的问题》等系列论述中,以形象传神的比喻来说明当时中国没有无产阶级文艺的胚胎,只有其前辈与理论存在,究其因乃是“适龄母亲”只想通过攀高枝模式,达到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良好愿望。而这个天下又非贫民所在,仍然囿于极小圈子之中。由此看来,当时中国实存文艺两个等级的不调和状况,一边是“五四式”白话文学与诗古文词,另一边是章回体白话文学,而无产阶级文艺归属于谁似未确知。无产阶级文艺必须明确科学内涵与本质属性。瞿秋白认为,无产阶级文艺必须是意识形态大众文艺,而非通过提高大众的文化程度而“高攀艺术”[2]的文艺,非仅能够给欧化青年去服务的小团体文艺,而是努力扩大自身的读者社会面的文艺;无产阶级文艺必须走进大众的文艺生活中去,吸收、使用新的群众语言,同群众一起提升艺术水准,且在完成一系列任务之后,在思想上、意识上、情感上起到教育人民的作用,并最终在长期而艰苦、伟大而光荣的战斗中完成文艺使命。由此,瞿秋白从当下文艺现象入手,深挖无产阶级文艺内在尺度、重点难点及实现路径,把无产阶级文艺人民观的实质内涵极具说服力地和盘托出,从而对无产阶级文艺人民观的确立与发展达到了首开其渠的功效。

      与瞿秋白相处于同一时代,同样身为党内要员,近乎在同一时段(1936-1937年)为革命事业而献身的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艺人民观同样突出。在反复研读葛兰西《狱中书简》《狱中札记》《葛兰西文选》《导读葛兰西》《论文学》《葛兰西传》等著述中,感触强烈的就是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人们都无法忘记这位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在文学与相应文化视域的独有价值。而其中论及其文化领导权理论者占据显位,甚而有学者将其称之为意识形态专家。如若英国文艺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言在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可不必把‘文学和意识形态’作为两个可以被互相联系起来的独立现象来谈论,文学,就我们所继承的这一词的含义来说,就是意识形态。”[3]在此,葛兰西无疑亦是文艺家。上述的阐释拿捏到位,但是较深层次的学术思考似乎还有不小的余地,诚如文化领导权不仅提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特殊线路,而且其要旨之中对于西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如何前行、如何通过民族—人民文学观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普及都有独到而现实的论述。尤其他针对文艺人民观概念的梳理,与瞿秋白文艺理论何其相像。

      在葛兰西看来,文艺人民观应从民族与人民双视角切入:民族有其特定所指,当为意大利特殊历史背景下,使人能够回忆起往昔的各种物质的东西的总和,这也是从精神层面作出的阐释。而“人民”一词的界定,当由“被侮辱者”[4]组成,是努力摆脱这种不良状态,使之得到改造和再生的人群。民族与人民联结起来,反映在意大利文学层面,应为通过开展当时尚为空白的强有力的自下而上的人民政治运动或民族运动,使作家将整个知识阶层融入民族和人民之中,形成与人民一致的世界观,从而建立为意大利民族解放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打下理论与文化根基的文化体系,并实现其价值诉求。从中可以发现,民族—人民文学观是与整个意大利意识形态建设不可分割的。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国度已经成为一种思想武器,成为国家事业发展的助推器。

      两巨匠在阐释文艺人民观内涵时,都非常看重融入问题,这也是文艺人民性、意识形态性的关键问题,是无产阶级文艺区别于包括资产阶级文艺在内的过去各种文艺业态的本质所在。如果说两巨匠有侧重点的话,那么,瞿秋白首先关注语言的融入,其次是思想、意识与情感。葛兰西更加倾向于从政治与意识形态高度展开运动型的融入,以期达成立场、观念及思维方法的全方位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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