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1)04-0162-08 长期以来，现代文论研究是仿照现代文学研究的，只将从事“新文学”创作的作家与批评家、文论家作为研究对象。现代文学史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来领衔布阵，现代文论史也以鲁迅、周作人、茅盾、梁实秋、李健吾、胡风来领衔布阵。同时代那些从事古代文论、译介文论研究的众多学者被忽略，无缘进入现代文论史，或进入了也仅仅占据次要的补充位置。这使现代文论史的论述空间极其狭小，不符合丰富复杂的史实。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随之而来的则是为古代文论与译介文论研究进入现代文论史提供必要的说明与路径。这不仅可以改写现代文论史的构成，由新兴文论一维拓展至兼融古代文论与译介文论研究二维，形成现代文论史的三维论述空间；同时，后二者的加入也会改变由“新文学”视角形成的单一评价局面，从而在三维空间中产生交互评价，使得从事古代文论或译介文论研究的学者堂堂正正地获得现代文论史地位，承认他们的创新性丝毫不亚于新兴文论家们。 一、现代文论史不应只有“新兴文论”一维 现代文论史一维空间的形成与其依附现代文学史紧密相关。“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不同于“古代文学”，前者是学科概念而非时间概念，故其所说的“现代”仅指处于“现代”时期的“新文学”创作，不包括在此一时期里其他的创作活动，如文言的旧体诗词写作等。但“古代文学”概念不同，它既是一个学科概念，也是一个时间概念，以时间性统摄学科性，用朝代划分文学分期，在分期内不分文体、新旧、雅俗而平等对待不同创作样式。如“唐代文学”内既收散文、诗歌，也收传奇，还收敦煌曲子词，不以文体作取舍；“明代文学”内既收散文、诗词，也收话本、戏曲，不以雅俗作取舍。但“现代文学”不同，它只收以白话创作的“新文学”作品，不收以文言创作的“旧诗词”，导致容量偏窄。殊不知这些旧诗词全面感应与表现整个现代时期所发生的家国大事，抒写诗人在这个时期的心路历程与生命样式，甚至敢于记录“新文学”作家不敢记录的历史事件。忽略旧诗词入史会导致“现代文学”面貌不完整，甚或关涉现代文学精神品质之丰润。现代文学研究者正在试图弥补这一缺憾。我认同这种观点：放弃“现代文学”的学科概念属性而使之时间化，这样才能有大的起色。如此，则现代文学史不仅包括白话文学作品，也包括文言作品——可引入旧诗词，甚至也可引入此一时期出现的文言小说或笔记。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2000年前后提出“民国文学”概念就体现了这样一种努力。 不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虽然重视了时间性，有联接“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功，意在打破“现代文学”概念的政治单一性，建构文学审美论的文学史观，但没有真正解构“现代文学”的原有学科属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仍然只是“现代文学”概念的审美化表述，它坚持“现代文学”学科所认定的文体标准，从新角度讲述了“现代文学”学科遴选范围内的文学故事，只在数目详略上有所改变而已。如强调：“在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未尝出现过像本世纪这样激烈的‘形式大换班’，以前那种‘递增并存’式的兴衰变化被不妥协的‘形式革命’所代替。古典诗、词、曲、文一下子失去了文学的正宗地位，文言小说基本消亡了，话剧、报告文学、散文诗、现代短篇小说这样一些全新的文体则是前所未见的”，所以是一场从“古代中国文学”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全面转型。①这种说法虽然意识到了“断裂”中也有联系，不过所指是精神上的而非文体上的，且认为精神联系只能发生在新文体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上，并不承认旧文体既具有继承传统文化精神又具有面对新时代问题的感应与表现能力。这种仅从话语形式上辨识文学的古今转变，不仅使“古典诗、词、曲、文”失去文学的正宗地位，而且失去被写进现代文学史的资格。三位作者在1985年撰写此文时，以他们所学现代文学专业来看，均出自王瑶门下，必然以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为学习对象与范围，还很难深入理解旧诗词创作。那时，就连很多现代著名作家张爱玲、金庸等人都没有正式进入现代文学史，怎么会考虑让身份极其复杂的旧诗词作家进入现代文学史呢？钱理群在2011年出版与他人合编的《二十世纪诗词注评》，开始关注旧诗词。此时亦有不少关于旧诗词入史问题的讨论，可惜意见不统一。②钱理群撰写了长篇序文，提出旧诗词是“一个有待开拓的研究领域”，却没就入史的审美标准与具体路径等问题发表意见。旧诗词入史牵涉到“现代文学”作为学科概念的存亡，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将会重新定义，事关重大，人们往往不愿遽下判断。现代文学史至今不收旧诗词，是主张入史的力量远远小于反对入史的力量所致，同时，也是不知道怎么将旧诗词领入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困境造成的。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的“民国文学”概念，缓解了“现代文学”与旧诗词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学者指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提出，有效地解决了所谓新文学和旧文学、雅文学和俗文学等的兼容问题。比如，在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等人的通俗小说创作、旧体诗词创作是文学史发展过程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和所谓的雅文学、白话新诗的创作，好像飞鸟的两只翅膀一样，只有双翼舞动才能形成一种相互协调、共同支撑的良好局面。我们如果严格地在现代性的结构框架中，寻求文学的现代化，狭隘地划定文学史的边界范围，那么，这些文学现象是不能够顺理成章地进入现代文学史教材的。”③如果全面地承认这一点，又提出“共和国文学”，这就完全接上了“古代文学”的时间命名属性。这样的话，如果还保留“现代文学”称谓，但将其视为时间概念，现代文学史所包容的对象就会极大地拓展开来，大体可包括白话体作品、旧体诗词、其他文言创作、影视剧本、流行歌词等。同时，也必然产生价值重估，如一些新诗人在原来的文学史上地位较高，一旦引入旧诗词、歌词以后，他们的地位就有可能下降，要让位于更优秀的旧体诗词、歌词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