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认为，为了达到真理，一个人必须在一生中有一次把他以前所抱的种种看法通通抛弃，重新取得一套有系统的知识。 ——卢梭：《爱弥儿》 这是一个历史的课题：知青文化对于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思想文化的巨变具有怎样的意义？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一场千百万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因此高涨。“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几百万红卫兵变成了青年农民。许多人在响应伟大领袖号召的时候是那样的虔诚……还有的知青以为他们像当年的革命家一样，到农村去撒播造反的火种，‘组织起千千万万的工农大军’。很少有知青能够想到，他们不过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历史已经证明：“六十年代末的上山下乡洪流，很大程度上应当说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既然无法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和就业问题，又不可能让千百万红卫兵成为无业游民，采用强制性的政治手段就成为当时惟一可供选择的方案。”〔1 〕就这样，纯洁的乌托邦梦想与无情的现实发生了剧烈的冲撞。这种冲撞导演了无数的悲剧与喜剧，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效应——从1978年至1979年间的“知青大返城”到八十年代“知青作家群”的崛起直至九十年代初“知青文化热”的兴盛…… 这样，知青文化便成为一座桥梁：从忠诚的“红卫兵”到叛逆的思想者的桥梁。 这样，知青文化便成为一面旗帜：从狂热到绝望再走向希望的旗帜，当代人精神流浪的旗帜。 这样，知青文化便成为一个标本：极左思潮由盛而衰、思想潮流由一元到多元、价值观念从一极走向多极的一个标本。 而知青文学又是知青文化的绝妙结晶。因此，通过知青文学洞悉知青文化的丰富与芜杂，便成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 从狂热到绝望 狂热与绝望，是人生情感的两极。但“文化大革命”的风云变幻，却使一代人在极短的时间内从狂热走向了绝望，从愚忠走向了叛逆。 知青作家邓贤在长篇纪实《中国知青梦》中记录了一代知青从狂热走向绝望的苦难历程。其中关于“北京五十五”的描述就很具有典型意味：他们早在1966年初冬就带着“红卫兵运动向何处去”的问题考察了西双版纳，并经过充分准备后，于1968年2 月奔赴云南边疆（早于毛泽东发布动员令整整十个月）。但没过几个月，这些热血青年就消沉了：极端困苦的生活，极度原始的劳作，极其可怜的收获逼使他们正视严酷的真理——仅凭着理想是不行的。冷酷的现实比火热的理想更强大。不久，他们就先后悄悄地离开了云南。 “红卫兵”发起人之一的卜大华也于1968年去陕北插队。他后来回忆说：“当初，我是从‘天上’看世界。到了陕北的山沟沟，住进破窑洞，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那些曾为革命洒过鲜血的老红军、老贫农，仍在吃糠咽菜，看到这些，我流下眼泪！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这时，我是站在地上看世界，在这里，我发现一种与城里人的狂热膜拜相对照的普遍心理：农民在迷信中忍耐，在保守中缄默。这不正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重负吗！迷乱的时代多么需要清明的理性呀！我从那虚幻的天上落下来了。……我找生产队长，提出治穷要靠机械化，山区要发展林业，不是靠什么‘大批促大干’。这是我用自己的头脑思索后得出的结论。”〔2 〕——贫穷的现实击退了狂热；贫穷的现实催生了理性之思。从这层意义上说：贫穷的土壤也是思想解放萌芽的基础。 贫困的现实不仅击毁了狂热的梦想，甚至危及了他们的生存。1972年，知青家长李庆霖冒死上书毛泽东，倾诉知青的苦难——“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里吃黑市粮过日子。……不仅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这便是知青的生存危机。这种生存危机使广大知青不得不直面生存的艰难，不得不品味生命的苍凉。尽管毛泽东读过李庆霖的信后指示“统筹解决”，但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历史条件下，知青的贫困生存状态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除去贫困的威胁，还有知青与农民间的鸿沟在知青心中产生的幻灭感。《南京知青之歌》的作者任毅回忆道：下乡不久，知青就感到当地农民并不欢迎他们。1969年夏（正值“九大”开过，“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失望的情绪在知青中弥漫开来。这种情绪构成了《南京知青之歌》的主旋律：“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颖。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这旋律竟很快唱遍大江南北，又神奇地被莫斯科广播电台传向了世界。“这里既没有豪情壮志，也没有宏大理想，它只是表达了一种思考情绪，表达了知青作为一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特殊阶层的强烈失落感”〔3〕。感伤、 叹息这些似乎早已被革命风暴埋葬掉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就这样悄悄回到了知青的心中；强烈的失落感、“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局外人”、“零余者”心态就这样成为现代荒谬感、绝望感的先声（尽管知青们当时不可能接触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历史证明：“世纪末心态”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