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9.05.007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9)05-0051-10 “现实主义文学”是19世纪欧洲的一场文学浪潮，在欧洲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中，文学完成了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于同样的社会革命背景下，处于欧洲文化背景的布拉格汉学派学者自然就关注到当时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转向。 布拉格汉学派产生之初，捷克由共产党执政。当时的普实克，对社会主义运动抱有一腔热血，并且对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抱有天然的同情和好感。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普实克研究中国文学的方法和视角，并以此奠定了布拉格汉学派研究中国文学的基本理论思想，这与当时欧美新批评影响下的汉学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有很大的不同。“普夏之争”在汉学史上有着光辉的一页，普实克关于中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论断，夏志清不置可否。夏志清认为文学史不应该是单纯的反映历史的一面镜子，过分强调文学反映现实只会忽视文学本身应有的美学价值。“普夏之争”看似是一场文学史观的争辩，实质上，抛开政治立场的偏见，二者对中国文学的观点是互为补充的。追本溯源，普实克受欧洲传统文艺理论的影响，认为文学反映客观现实，研究文学应从社会历史背景的角度出发。而夏志清则受英美“新批评”的影响，认为研究文学应从读者的主观感受入手，发现并且评价优秀的作品。普、夏二人的论辩，其实是英美“新批评”与欧洲传统文艺理论方法之间的角逐。对中国文学这个目标对象来说，两种研究方法能够更为全面地反映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诚然，夏志清所代表的“新批评”派汉学家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但普实克为代表的布拉格汉学派作为研究中国文学的先锋队，提出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转向的论断，为中国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普实克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引言中提道：“中国新文学的基本倾向是现实主义，作家们力图通过分析的方法表述现实中不同的现象及其关系并创造出典型形象。”①也就是说，普实克指明了布拉格汉学派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方向，即现实主义的发展趋势以及典型形象的表现手法。在布拉格汉学派的众多研究中，《中国文学的三幅素描》②是探讨“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普实克以郁达夫、茅盾、郭沫若三位中国文学家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了中国文学中“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此外，普实克指导了两位学生对郁达夫和茅盾做了博士论文的专题研究，分别是高利克的《茅盾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③以及安娜的《郁达夫：其文学创作的特点》④，这两部著作可谓是普实克观点的具体呈现。他的另一位学生米莲娜则有论文《郭沫若的自传式著作》⑤，其中详细论述了郭沫若的生平经历与他的自传式文学作品之间的密切联系。以上几部论著，基本完整地呈现了布拉格汉学派研究中国文学中“现实主义”的主要观点，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背景下文学反映主观现实和客观现实的三重维度。 二、文学反映客观现实：茅盾现实主义文学的叙述模式 普实克指出，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之后，文学打破传统的禁锢，其中一个尤为重要的特点是文学同现实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中国新的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基础是：“像现代文学那样，力求真实地反映现实，了解和描绘个别现象之间的联系，这是努力把文学当作一种特殊认识手段的表现。文学的目的不再是对现实的一种观望，不再是通过观望和品评来享受，而是要熟悉现实，了解现实，认识现实的规律。”⑥在普实克看来，文学是一种认识现实、把握规律的手段。这一论断从卢卡契的观点中也可体现：“每一个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对其所经验的材料进行加工(也利用抽象这一手段)，是为了解释客观现实的规律性，为了揭示社会现实的更加深刻的，隐藏的，间接的，不能直接感觉到的联系。”⑦普实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来分析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倾向，他认为中国新文学的特点正是反映社会客观现实，并随着现实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这种对现实的反映，并非单一机械的记录，而是从现象中抽象出规律。这样的结果便是“每一个作家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他自己的创作方法，而作家所接近的每一个新的现实又需要他不断修正这种方法”⑧。即作家在通过作品反映客观现实并抽象出规律和方法的同时，也要受到社会现实不断变化的制约，进而不断反思和修正自己的创作方法和观念。在茅盾的研究中，普实克详细地分析论证了这一点。“在成为历史之前，立即以最准确的方式把握现实，是茅盾艺术的基本原则。”⑨他认为，茅盾文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准确地把握对现实的描写。茅盾坚持认为感知力和洞察力是最重要的，学习自然主义的真实性，才能避免肤浅化。这种对现实的关注，使得茅盾开始使用一种新的形式来创作文学。“茅盾采用的形式是当时文学中不同趋势的表现形式，即表达作者个人经历和感受的倾向(即叙述者的激活)。”⑩这种现实更贴近于作者的现实。作家在创作作品时，为了抓住现实的描写，坚持以作者本身的时代经验和个人经历为基石，创作出的作品必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的变迁。虽然如此，普实克认为茅盾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是对客观现实的忠实反映，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学作为艺术创造的虚构性，也就会说，文学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书写真实，但文学的目的并不是机械的记录历史。在这一问题上，王德威则有不同的见解：“不同于普实克的观点，我认为茅盾致力于为现在作史，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确认什么不是历史。他的小说只有在真正的大‘叙事’也就是——正史(History)还没有出现以前，才展现其功能——一种过渡性的叙事。”(11)他着眼于茅盾如何通过虚构的小说来展现作家个人的历史，如何完成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对话。那么实质上，普实克与王德威的观点是对立统一的，普实克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考察茅盾文学反映客观现实的真实性，王德威则关注茅盾如何通过文学的虚构性来表现历史的真实性。茅盾文学的虚构性与反映现实的真实性由此在对立统一的场域中被充分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