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8)04-0037-10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8.04.006 “人民性”这一概念从诞生起，就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文学和美学问题出现的，而是一个和文化问题、阶级问题、民族国家问题等纠缠在一起的概念。这个概念关涉历史学、政治学与社会学，不同的话语背景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往往会大相径庭。就文学而言，“人民性”曾一度被视为“作家所能达到的最高艺术水准的标志”和“艺术的最高形式”[1]168而备受推崇、风光无限，也曾一度被视为“为剥削阶级利益服务的一个反动文艺观点”[2]153而备受压制、黯淡无光。作为一个高频词汇，人民性在文学领域中经常被提起，似乎人人可以得而言之，然而却又是言人人殊，难以准确把握它的内涵和外延。普希金在《论文学中的人民性》中就曾指出过“人民性”概念的难以把握，“从某个时候起，谈论人民性，要求人民性，埋怨文学作品中缺乏人民性，在我们这里已经习以为常了。然而谁都不肯下一个定义，说明他所说的人民性一词有何含义。”[3]34文学人民性作为一种美学原则，在时代的发展与更替中，不同历史语境赋予它不同的意指内涵。加上文学话语中的人民性问题和政治话语中的人民性问题彼此纠缠，相互影响，使得文学层面的讨论各说各理，难以深化，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概念进行爬梳剔抉的学术史考察。 一、历史溯源：西方文学理论对人民性和民族性的阐释 在西方，“人民性”的提出和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关系，它最初是在民族性概念的基础上生成并直接等同于民族性的一个理论词汇。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倡导理性，提倡怀疑和思辨并用之于对权威、传统和习俗的批判之中，对宗教迷信、社会权威、政治崇拜进行了强有力的质疑，同时，它关注社会改良和人性解放，主张平等、自由，对人性有着积极的评价。在文学领域，启蒙主义的批判理性所针对的目标集中在对新古典主义的批判上，新古典主义的保守呆板与宫廷趣味成为主要批评目标。对前者的批评，使得启蒙主义文学不断突破各种文学戒律创造出新的文学样式，哲理小说、书信体小说、教育小说纷纷出现，悲喜剧的严格界限被打破，民歌的价值被重新认识；对后者的批评，促使启蒙主义文学主张描写平民而非贵族的生活，采用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呈现出丰富的人民性。启蒙主义时代，各民族文学的发展问题成为理论家普遍思考的问题。因此，这一时代提出的“人民性”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主义的底色。卢梭、狄德罗的著作已经有类似的表述，莱辛的著作则直接用“人民性”一词来形容莎士比亚戏剧创作中的民族性内容。莱辛在《关于当代文学的通信》中批判新古典主义的“三一律”时，将莎士比亚戏剧视为标杆和范本，认为根据人民大众的想象力和丰富民间传统进行创作的莎士比亚是“具有人民性的伟大天才”[4]100。莱辛提到的“人民性”，实际上等同于“民族性”，称道的是莎士比亚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进行创作这一行为。 在此之后，深受莱辛影响的德国理论家赫尔德在1778年出版的《诗歌中各民族的声音》一书中，真正提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人民性”这个概念[5]566。在这篇文章中，赫尔德针对新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指出文学应该反映人民的生活并提出“人民诗歌”这一概念，得到了德国浪漫主义作家群体的响应。他提出这一概念的大背景，正是启蒙主义者思考欧洲各民族文学发展问题的时候。这种情势下，赫尔德提出的“人民性”不可避免地和“民族性”互为表达，成为一体两面的一个问题。赫尔德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和浪漫主义文学家，被以赛亚·伯林称为“民族主义、历史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思想之父”[6]208。赫尔德从民族主义、历史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理念出发，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精神，都有自己的发展节奏和独特形式，并不存在统一规定性的发展趋势，每个民族都有权利以独特的方式追求自我的实现。在赫尔德看来，人民性和民族性、民间性是一个并无多大差异的概念，这从他对民歌这一形式的重视可见一斑。赫尔德非常看重民歌这一艺术形式，将它视为集中体现“人民性”的一种体裁。他曾搜集过格陵兰民歌、拉普兰民歌、西西里民歌、古法兰西民歌、波罗的海沿岸各民族的民歌、斯拉夫民族的民歌，将这些民歌视为“人民性”的范本。由民歌推广至诗歌，他认为，真正的诗歌应体现出民族的希望，只有在这里才能寻找到文学的“人民性”亦即“民族性”。赫尔德说：“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是：‘土壤是什么样的?它是由什么东西产生的?在土壤里播种了什么?在土壤里可以生长出什么?’”[7]332“如果我们没有人民，那既不会有群众、民族、语言，也不会有我们可以称之为自己的、在我们内心里生活并创作着的诗歌了。”[8]1383显然，这种民族性除了民族文学形式的含义外，更多的是指一种民族精神。在赫尔德这里，人民性就等同于民族性，或者说民族性支配着人民性的理论内涵，两者并不是一个分离的问题。 赫尔德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理论先驱，他把浪漫主义理论和人民性理论结合在一起，将民族精神视为人民性的主要意指内涵，这一观点在俄国得到了许多作家和理论家的呼应。可以说，西欧18世纪的人民性理论传到俄国，才被真正地发扬光大。最早在1819年，俄国批评家维亚显姆斯基致屠格涅夫的信中就提到了人民性这个词[1]171。传到俄国的人民性理论，与俄国流行的国家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与民族性并无实质性差别可以互换的两个词汇。“народность在俄语中具有双重含义，翻译成汉语可译为‘民族性’或‘民众性/人民性’。народность的最初含义是指一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性。”[9]223普希金是俄国第一个对人民性和民族性进行理论探讨的批评家。他认为，文学的人民性有三层意思：一是人民性应该表现民族独特的思想和感情的方式并为本民族所认同、赏识：“作家的人民性是一种只能为本国同胞充分赏识的优点——对于别人来说，它要么就不存在，要么可能是一种缺陷。”“气候、政体、信仰赋予每个民族一副特殊的容貌，这副容貌在诗歌的镜子中多少有所反映。这里有思想和感情的方式，有很多只属于某一民族的风俗、迷信和习惯。”[10]151二是要真实地反映本民族人民的生活和命运：“在悲剧中展开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是什么呢?人和民众——人的命运和民众的命运。唯其如此，拉辛是伟大的，尽管他的悲剧形式狭小。唯其如此，莎士比亚是伟大的，尽管他的作品不平衡，粗枝大叶、润色不佳。”[10]234-235三是作家在反映本民族人民的生活和命运时，他的写作素材应该来自于本民族的历史：“人民的历史是属于诗人的”[11]52。从普希金的论述中不难看出，民族主义式的人民性才是真正的人民性理论，民族性是人民性理论的固有内容和内在尺度，没有民族性的内容，没有民族性的目的，就无法达到真正的人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