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一词，有广狭二义。狭义专指文本体裁，如记叙文、论说文、小说、诗歌之类；广义则还包括种种个体的和群体的创作风格在内。中国文学史上就有所谓初唐体、晚唐体、西昆体、台阁体、元白体、长吉体诸名目，与各类文学体裁并称为“体”，可见“文体”概念之广泛。 是什么因素使得这许许多多的文学现象都能用文体的范畴来概括呢？那是因为它们都提供了一种形体的规范，或者说，都呈现出按特定原则、规范以组合文本的方式，这就构成了文体。通常说来，一部作品显示着独特的组合原则与组合方式，便叫作有文体；一个作家具备了较稳定的个人创作特色与规范，亦称为有文体。反之，体例不纯，是文体不成熟的表现；组合方式过于杂乱，则根本无文体可言。扩大开来看，一个流派、一股思潮甚至一种时代风格或民族风格，其落实于文本，也必须形成某种具有共同性的文学规范和组合方式，否则算不上统一的流派、思潮乃至时代、民族风格。至于各类文学体裁之必须遵循一定的体则律令，则更不待言。由此看来，所谓文体就是文本的组合范式；形形色色的文学现象皆可以纳入文体范畴，正因为它们都要依存于一定的文本组合方式及其规范。 进一步分析，“文体”尚有体貌、体式、体格诸种别名，它们揭示着文体内涵的不同层面。 体貌，指文体的外在风貌，往往和文体给人的直观印象相联系。比如我们说李白诗体飘逸，杜甫诗体沉郁，谢灵运诗如初日芙蓉，颜延之诗如错采镂金，便属于这类外在风貌的描述。宋敖陶孙《臞翁诗评》喜用各种比喻来表现作家风格，如谓“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二十四诗品》更常以一串意象来解说诗歌类型，象“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形容“纤秾”，“月出东斗，好风相从，太华夜碧，人闻清钟”形容“高古”，均属此类。在我国古文论传统中，体貌辨析十分发达，好处是细致、生动而且入味，缺点是停留于直观印象，不免浑沦，这也是仅就体貌谈文体的不足。 于是，体式便深了一层，触及文体的内在结构，亦即作为文体标志的文本构造方式。这方面的论述，我国也是“古已有之”。最早如以“赋比兴”说诗：赋者，直书其事；“比”者，托物言志；“兴”者，触物起情。这本是诗人感物吟志的三种基本的方式，从而构成抒情诗建构上三类不同的体式，所以古代以之与“风雅颂”等体类并列，而称之为“六诗”，实即诗之六体。后儒不明白这个道理，改作“三体三用”，赋比兴遂降格为表现手法或修辞手段，诗体研究便也未能沿着这条路子继续展开。当然，体式论析仍是有的。如《宋书·谢灵运传论》谈到“自汉至魏……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虽说得简略，毕竟揭橥了不同时期文体的不同范式。又如《文心雕龙·体性》篇归纳出文章“八体”，所谓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等八种主导风格，亦各附以简要说明，涉及其内在创作原则。不过总的说来，传统文论对文本体式的分解仍是很初步的，常带有相当的直观性，并未能象近现代西方文论那样建立起一整套形式规范。 至于体格一说，则在体貌、体式之外，更注重一个“格”字。格者，品格也，含有品第的意思。尽管文品不能等同于人品，未必严格按道德、才性的高下还其级别，而文体差异中自有高下可品，则是辨体析格的本然宗旨。所以说，体格的提出，实包含论者对文体的评价在内，较之单纯的体貌、体式分解，又多了一层用意。古代社会是等级森严的社会，热衷于品第文章高下，正适应着这一社会形势。《文心雕龙·体性》将古今文风归结为“八体”，对其中新奇、轻靡两体加以贬词；钟嵘《诗品》论列汉魏以来一百二十二家诗人的风格特点，亦明确区划为上中下三品，可见“格”的成分从一开始便已渗入文体学的领域〔1〕。 体格之辨还常同传统文论中的复古思潮相结合，形成“诗体正变”或“文体正变”的理论观念，即认为最早出现的文体范式往往是最优秀的，后来范式的转变不免渐趋卑下。但即使是复古论者，也未能调和这一学说内含的文体新变与文格守正的矛盾，而不得不承认“体以代变”、“格以代降”（胡应麟《诗薮》）的文学演进趋势，进而主张“尽其变”以“广其体”，“返其始”以“高其格”（见王世贞《刘侍御集序》），由此走向了二元论。这类拘囿于复古思想和等级观念的论调，自为今天的论者所不取，但文体变异中可能蕴含审美功能的强弱和审美价值的高下，则仍有其合理性所在，故而体格之说亦不当废弃。 体貌、体式、体格，合组成文体内涵的三个层面，分别标示文体的外在风貌、内在结构和总体功能；这样一种递进层深的关系，亦应是我们研究文体所遵循的路径。三者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环节，自是体式。因为体式所代表的文体内在结构，即文本的组合范式，本来就是文体质性之所凭附；而文体风貌、文体功能都要受内在结构的制约，体式决定了体貌和体格。所以辨析文体，更须透过其体貌，着重分解其体式，以把握文体的内在质性；在这个基础上，方谈得上考察其审美功能与价值，以定其体格品位。这又是文体研究重点之所在。 然则，文本体式，或者叫文本的组合范式，究竟该当如何来把握呢？ 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文本不过是语言的组合，字、词、句积累为篇章，便构成文本。因此，所谓文本体式，即可还原为文本语言的组合方式（有人称之为语言符号的编码方式），也就是说，从用字、遣词、造句入手，以探讨文本语言在形、音、义等方面的构造原则和特点，便足以概括一种文体的特色。据此，文体研究其实是语言研究，文体学也就成了语言学或语用学的一个分支。这个看法有没有道理呢？应该说，它包含着某种合理的成分，因为文体的构成确实离不开文本的语言材料，从语言入手当亦是进入文体分解的重要门户，所以语言学对于文体研究自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要将文体学完全归属于语言学的势力范围，或者说，将文本体式简单还原为语言组合方式，显然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对文学作品来说尤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