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293/Z(2005)01-0010-07 一 当代文学中出现后殖民文本 在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的大语境影响下，中国当代文学中出现了具有后殖民写作特征的文本。这些文本的集中出现仿佛是受到了环境无意识的蛊惑，不约而同地在文本中设置异域人物角色，在情节设置中表现出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或交融的努力，在结构上形成二元并峙的分立，在创作意图上又显示出消融界限、合二为一的愿望，但最终却又都陷入了无所作为的尴尬结局。这一特征与通常意义上的后殖民文学并不完全类同，因为按照通常的后殖民理论的界定，所谓后殖民文学是指“对于殖民关系作批判性考察的文学。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抵制殖民主义视角的文学”，而其中的后殖民性则是“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以强力或以别的什么方式为自己争取历史主体地位的一种状况”。[1]但是，中国的情况自有其特殊性。首先，在历史上从来不曾沦为完全的殖民地，所以在牵涉异域的写作中没有明确、自觉的反抗意识；其次，在事实上深受帝国主义强权之苦，在现实中又同时经受着它的强力诱惑，于是在文本中表达出交织着忿怨、无奈和企羡认同的多重意蕴；第三，它们的出现一方面是对中国社会开放之后出现的新现象的文学回应，另一方面也出于商业文化的猎奇嗜好对于纯文学写作的玷染。 以上种种原因使得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殖民文本在诞生伊始就不具有清醒的文化身份意识，从而表现为不是有意为之的、反抗性的颠覆式写作，而是顺从利益驱使，在渴求新奇体裁、编织离奇故事的传奇冲动下出现的双重文本。它们的出现与其说是对中国文化被动处境的反思，不如说这种争先恐后也是为了抢夺新鲜叙事的初始权，是为了满足以出版行业为代表的商业传播系统对文学产品的预先期待。因此，这些文本常常具有明显的先天思想缺失，无论是作者的细腻笔法、文本中的真挚感动还是文学发展中的新创故事模式都不能弥补它们在构思完成之前就业已丧失掉的反思维度。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殖民文本就出现在这样一种写作无意识和商业化操纵的复合之中，尽管不能和通行意义上的后殖民文学通约，却具有相当的文化批判价值，值得仔细解读，从中寻觅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后殖民心理轨迹，从希望丧失的地方反观绝望之后的文化新生可能。 事实上，在这个一贯不平等的世界文化圈层中，对于自身后殖民处境的意识觉醒势必开端于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抵达第一世界学术圈时。正如萨义德只有接受了成套的西方文化系统，居于西方文化圈内之后才可能发现西方视野对于远东文化的偏见和误读，并且发现这种误解根深蒂固到如此程度，以至于非有一门专门的学问对其进行研究不可。由此生出的《东方学》其实是对带有殖民眼光，为军事征服和经济、政治殖民行动做出先期知识积累和理论准备，甚至是合法化注脚的“东方学”的抗议和指责。萨义德不仅批判西方历史上对于远东地区的妖魔化叙述，而且对西方赞颂东方的言语也毫不领情。在他看来，存在于西方叙述中的东方根本就不是真实自在的东方，它不过是西方文化为自身创生出来的一个文化参照，其实质不过是欧洲文化属地的扩展和蔓延。[2] 这样清醒的文化身份自觉和尖锐的批判以及处身于第一世界文化圈中心的实情构成了萨义德批判文本的后殖民特征。然而，现居海外的汉语知识分子自身尚未具有如同萨义德这样的广泛影响程度，所以他们引用后殖民理论进行文学批判的文本并不能划归后殖民文本之列。本文所认可的后殖民文本主要指的是，在西方制度文明、物质优越条件和思想文化的天然优势的阴影下出现的某些文学创作，在未必自觉的构思中，表现出两种文化谋面之后的矛盾的处身性精神经验，在身位的确定／失落，自身的迎纳／付出的交互往返过程中，使存在于当代中国人头脑中的、现代东方意识中的自我身份描述在他者镜像的映照下显影。 当代中国之于西方强势的刺激—反应表现最强的是在一批刚届成年的书写者的写作中。书写不仅仅成为个体的行为，而且势必成为民族性的全体话语表达。杰姆逊把1949年以前的中国文学写作看作民族寓言，引得后来的新学者、女学者基于各种立场的驳斥。19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写作中的私人话语日炽，讲述一己之私密被当作宏大叙事的反拨，因此具有解构神话、破除乌托邦观念的作用，写作的个体意义被推举到很高的地位，似乎写作的表征就不再与“民族大义”发生关联。然而，写作者的集体无意识并不会因此就退隐不见，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在为个体经验寻找宣泄之途的青春写作，事实上却在意识底层表现出与自己的文化身份相匹配的表达诉求，进而在社会文本生产的意义上，构成与他者世界并立的文化格局。此二者在象征意义上的精神交互往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命题。同时，由于这一代人的经验获得和再次验证往往只能够发生在自我的边界以内，含蕴其中的后殖民特征也就兼具了处身性的特点，在具体的个人身位变化上表现出来。 在畅销书营造起来的阅读期待中，情爱故事的跨国因素成为火爆卖点。由《我爱比尔》《糖》《上海宝贝》《慢船去中国》《身体上的国境线》（注：这几部作品出现在不同时期，分别由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作家完成，其中包括男女两种性别、专业业余两类作家和京沪两地文化属性，作者出身背景也分属于教育体制内或纯粹社会性。分散的写作身份和不约而同的笔触所及，恰恰说明了后殖民文本在中国的出现是一种集体现象，而不是假想性的批评先行。文内所引文本：王安忆著《我爱比尔》，《收获》1996年第1期；卫慧著《上海宝贝》，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绵绵著《糖》，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版；贺奕著《身体上的国境线》，昆明：云南出版社，2002年版。事实上，在这个时间前后还出现过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在××”的通俗文学作品，地域已经涉及亚洲、北美、欧洲、澳洲甚至非洲，大多靠异域风情作为卖点，叙事技巧和文字水平等艺术参数相对低下，故不在本文论列之中。）构成的作品序列越来越集中表现东西方之间的具体交往，此种文本的书写也日渐显示出后殖民文本的群发性症候，为东方自我认知的确立和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交往形态的勾画提供一个可资反观的镜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