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1)03-0100-10 文学批评的功能何在？这无疑是文学批评的大关节目。进而言之，文学批评是有功利的还是非功利的？是关心政治还是规避政治？是崇尚经典还是凌越经典？是服务现实还是远离现实？对于这些选项的取舍总是萦绕在每一个批评家的脑际，从而与文学批评的发展同起伏、共始终，而在作为“批评的时代”的20世纪得到了充分的凸显。 一、文化政治：一切批评都是政治性的 说到文学批评功能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特里·伊格尔顿，能够在近三十年中对文学批评功能问题持续进行研究的，在西方批评界可谓绝无仅有。伊格尔顿的有关思考是从对文学批评“非功利性”的质疑开始的，在《文学原理引论》(1983)关于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的讨论中，他始终是将那种主张“非功利”“非政治”的“纯”文学批评作为负面参照的。在他看来，在历史和现实中种种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搁置历史与政治的企图中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出它们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它们关于文学批评“彻底的无用性”“无利害关系”以及排斥“文学的用途”、谋求“纯文学理论”等意见再清楚不过地透露出谋求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功利性、政治性追求。可见在它们那里“政治的”与“非政治的”批评就像钱币的两面，本来就是同一个东西。据此伊格尔顿声明其《文学原理引论》全书要说明的是，“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文学理论一直是同政治信仰与意识形态价值密切联结在一起的”，而“那种‘纯’文学理论不过是学术上的神话”，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我们所研究的文学理论是政治性的。”① 然而伊格尔顿肯定文学理论的政治性仍有其特定的指向和限度，他对此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我不准备为这样一种‘政治批评’进行争论，这种批评是根据与政治信念和行动相联系的一定价值的看法来阅读文学文本的”②，“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的，人们往往把‘政治的’一词用于政见与自己不一致的批评，这里讲的不是这个意思”③。这些说法表明了他并非将“政治的”一词用于关乎政见或党争的批评，也不愿为那种单凭政治信念和行动来进行阅读的“政治批评”站台。那么，伊格尔顿是为何种“政治批评”进行争论呢？他所说的“政治批评”是什么意思呢？关于这一点，伊格尔顿在该书“结论”部分的开头就有过提示：“我所说的政治无非是指我们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以及它所包括的力量对比关系。”他以南非的体育运动为例，指出此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将政治拉进体育运动，这与通常人们所理解的“政治”大相径庭，但又确乎已成当今世界见怪不怪的常规。这就有了另一种“政治”。 伊格尔顿坦承将这另一种“政治”区分开来既不是本体论的，也不是方法论的，而是策略性的。它不是先问对象是什么，或如何探讨它，而是先要问为什么我们要研究它，从而突出了这种区分的功能性。这种功能性的操作体现了一种务实态度和有效意义。他指出，一旦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政治批评”的理论与方法的问题：“不是从某些理论的或方法论的问题开始，而是从我们想要做的事开始，然后看到哪些方法和理论最能帮助我们实现这些目标。”④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想要做的事”，在伊格尔顿看来，那就是最大的政治。进而言之，人们选择的总是自己认为重要的对象与方法，我们对它们的重要性的评价则是由深深植根于社会生活实际形式中的利益结构来支配的。由于社会生活实际形式中利益的多元性，“政治批评”的理论和方法就不会只有一种战略用途，而不同的战略也不会只有一种目标，总之它们不会服从某个特定的目标。因此他所使用的“目标”概念是复数形式，因为这种批评形式有待实现的目标很多，实现的方法也很多。正是在这一策略支配之下，伊格尔顿在《文学原理导论》“结论”部分对于当时已经显山露水的文化研究、女权主义、文化产业、工人阶级创作运动等四个重大问题作出了初步的思考，着力张扬了这些“政治批评”强大的实践性和生产性，就此而言，这些批评形式就该受到欢呼。当然，这种乐观的情况能否出现仍是值得怀疑的，但如果真正将旧有的批评形式从那种隔绝历史、形式主义以及恪守某种“永恒真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则日能带来文学的死亡，但也可能是它的再生。 进而言之，在伊格尔顿强调的“我们想要做的事”中显示了一种日常性、生活态，确认日常生活也是一种政治，这一点在文学中尤显突出，文学与男男女女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它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它用丰富的色彩展现生活，并且拒绝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进行枯燥乏味的概念探索。另外，意识形态也存在于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去教堂、投选票、让女人先进门等行为；它的范围可以囊括上自对君主政治深挚的忠诚这类意识的偏好，下至衣着的方式、开什么汽车，以及这一切的无意识的深层的意象。由于“政治批评”本身是由各种意识形态塑形的，所以它势必贴近日常生活和历史真实而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正是在这一点上，才能够读懂伊格尔顿对于“政治批评”的这一界定：“任何与人的意义、价值、语言、感觉和经验有关的理论都不可避免要涉及个人与社会的性质、权力与性的问题、对以往历史的解释、对当前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希望等等更为深广的信念。”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