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的诞生：市民社会与人性启蒙 20世纪初，王国维、蔡元培等人将美学这种欧洲启蒙话语带入中国人文学术界。此后，无论是在革命时代还是后革命时代，美学都会间隔一段时间“发热”。作为一种诞生于市民社会与贵族国家之间文化战争中的理论话语，以先验人性的自由为普适价值的美学固然具有引领启蒙和批判的精神解放效能，但是单由美学的学科属性入手还无法挖掘出20世纪中国“美学热”的历史缘由。从现代社会学视野来看，市民社会的兴起、受限、衰落、重现与总体性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强化、转型、重塑，此二者之间在特定时期的历史性关系造成了“美学热”的不定期发作。 18世纪中叶，学科形态的“美学”诞生，标志性事件是鲍姆嘉通1750年首次正式出版《美学》第一卷。但严格来说，鲍姆嘉通所谓的“Aesthetica”与当今学术界在“艺术哲学”或者“文艺心理学”意义上理解的“美学”大异其趣，因为鲍姆嘉通将它定义为“感性学”，其目的是要在形而上学的框架内解决认识论的问题。但问题在于，“感性”缘何在18世纪需要成为一门学问来进行研究?这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现代性问题。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国家从宗教神权社会向世俗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其实就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实质是“世界图景和生活态度的合理化建构，致使宗教性的社会图景在欧洲崩塌，一个凡俗的文化和社会成型”。所谓“凡俗”，根据特洛尔奇的看法，是“所有意趣、思想和诉求之此岸性的超常高涨”，与之相伴随的则是人所秉持的“人之力量的高昂感”①。即，伴随着“祛魅”而来的是主体性的凸显和理性化的形成：凸显的主体性使得西方文化从神学的超验性和宗教神秘性走向了世俗性和人自身；理性化则意味着人能够根据自身的理性来建造世界、建立社会的运行规则。西方二元论的传统决定了当彼岸神性的维度失去主导性地位后，要有一个俗世的替代性事物来主导人们的精神生活。这一替代物正是以感性面目出现的“审美”，因为作为现代性的“审美”包含了三种基本诉求：“一，为感性正名，重设感性的生存论和价值论地位，夺取超感性过去所占据的本体论位置；二，艺术代替传统的宗教形式，以至成为一种新的宗教和伦理，赋予艺术以解救的宗教功能；三、游戏式的人生心态，即对世界的所谓审美态度”，这三种诉求的实质则是为了“彻底更改神义论：隐藏在一切艺术享受和感性创造背后的基本力量是快感官能。感性个体靠这种力量实现真正的自我，获得人生最高的、唯一的幸福”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指出：“现代首先是在审美批判领域力求明确自己的。”③到了康德那里，他将判断力活动论证为人类的先验属性，使审美上升为一种源于人类先验性并体现主体自由的本质力量以后，美学的学理依据才真正确立起来，从而使美学成为彰显人的主体性的普适主义话语体系。 关于学科性质的美学何以在18世纪中叶得以建立的学理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但仍然有必要进一步追问感性的觉醒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产生于这一特定时代的原因，这就关涉到社会的体制、机制以及社会阶层等方面的因素。无论是提出建立美学学科的鲍姆嘉通，还是为美学进行最终学理确认的康德，他们与当时的作家、艺术家一样，都属于主导社会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起主导作用正是市民社会的典型特征。因此，当鲍姆嘉通提出建立“感性学”时，透露出的是欧洲文化从超验神学退回到世俗生活世界这一现代性转向的症候，实质是在表达市民社会中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的感觉样态、生存方式和人生诉求；康德所表达的“不借助概念而普遍有效”的审美意识也是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市民社会超阶级的、人性化的价值诉求④。 伴随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出现的市民社会，“超越了古典时代的贵族/平民的二元结构，建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群体，因此它需要一个全新的文化认同，而且这认同必须具有普适性的内涵，能够为市民社会提供普遍有效的合法化依据”⑤。当此前能为所有阶层所接受的普适性的彼岸价值被祛除后，对肉体感性生命的肯定就成了新的普适性文化价值，作为神化此岸世界的面目出现的感性学/美学作为一种价值诉求，正好能够满足市民社会的文化认同。因此，学科性的美学在建立之初，就不仅仅是对感觉现象的知识学的研究，而是在欧洲文化走向世俗化的历史阶段生发出来的一种以先验性、感性和普适性为思想品格的理论话语，体现了市民社会解构此时蔓延于欧洲各国的贵族专制主义意识形态——血统伦理——的文化革命诉求。贵族专制主义政治用血统伦理制造差序性的社会隔离体制以捍卫自身权力的合法性，而审美判断则用超越血统伦理的先验性和普遍性拆解这一隔离体制以构建市民主义价值的合法性，美学的启蒙意义正在于此。因此，美学的生成本身就是思想史上的一个“大事件”，是市民社会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宣言，其所满足的是市民社会对个体性、此岸感等普适性文化价值的追求。 理清了欧洲近代理性文化语境中美学话语生成的社会体制性缘由后再以此观察20世纪中国的“美学热”，历史深处的某些隐秘内涵就将浮出水面。 二、美的蔓延：西学东渐引发人性躁动 尽管学术界对于晚清—民国是否存在市民社会一直争议颇多，但这一时段不受国家直接控制的民间独立自治组织和非官方亦非私人性质的公共领域确实存在，比如晚清绅士精英所组成的各种社团等。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的存在，是市民社会的主要内容之一⑥。而且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原有的古典专制全面解体，解除了国家控制之后，整个社会呈现零散状态，文化控制相对宽松，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功能弱化，市民社会在开放和发达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并开始积极寻求价值表达。然而，中国思想传统在此方面的缺失，让人文学者们不得不借助于西学东渐引入的普适性话语体系来表达市民主义的文化愿景，于是，审美、个体自由、人生的艺术化等诞生于西欧市民社会的文化价值被认可与接受。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美学开始第一次“发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