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21)05-0119-08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对嘉言懿德的记录和传承，形成了大量的语录类文献。这类文献形式，不仅对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话语系统的建构和传承有着重大意义，就其传世数量和表达方式而言，在整个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话语建构和价值承续当中都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如此，语录体的言说方式更是在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建构中被广泛采用，对古代文论的创作风貌甚至内容都产生了主导性的影响。何以不同思想内涵和审美追求的文学观念都选择了语录体作为最佳载体？为何注重公共话语建构与理性共识的儒家语录和诗话能够在这松散灵活、看似私人的话语空间中对审美与情感置喙，成为主要的言说方式？这些都是本文将着力探索的问题。 一、语录与诗话：中国古代文论的文体选择与生成 语录体文献与唐宋以来成为诗学表达主要形式的诗话、词话作品在历史的发展演变上大体是同频共振的，尤其占据主流的儒家语录与诗话体裁在学术源流与话语体系建构上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众所周知，语录体以记言为主，即使年代久远也比正式的书写更加通俗易懂。在语法结构上，语录体文本比较松散灵活，使得在阐释上明显体现出对语境的依赖。用字也多通用和假借，尤其不似汉代以来的文章写作严整而华丽。在内容上，语录类的表达更为形象生动，言说者的个性更为鲜明，也更重思想和论辩，更多汇集了片断式的传世金句而缺少缜密的论证过程。其形式和内容上的诸多特点正好和诗话、词话这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最常见的表达形式高度契合。 从发展脉络看，早在《尚书》《国语》当中就记载着关系国家政治的重大言论、策命，在《左传》当中就记载着关乎社会人生的善言警句，而“立言”尤为儒家所重。儒家语录类文献发端于《论语》，之后伴随着如汉扬雄《法言》、隋王通《中说》等对《论语》的仿作，语录体在唐代以后迅速发展，到了宋代随着书院的兴盛更是开始大为盛行，几乎所有著名理学家都有语录类著作流传。①诗话的发端虽有滞后，但在唐代与语录类文献的发展形成了合流。自从钟嵘的《诗品》问世以来，在唐宋时期陆续出现了如《诗式》《六一诗话》等各种类型的诗话，尤其到了宋代发展为以钟嵘为代表的“钟派诗话”与欧阳修为代表的“欧派诗话”百花争艳的盛况。在宋代也产生了不少语录通于诗话的例子，最为有名的当属“语录通于诗话之始”的《唐子西文录》。②在大批文人学者撰写诗话之外，一向秉持作文害道观念的理学家朱熹、吕本中、胡铨等也都有专门的诗话传世，更不用说在理学家们的语录著作如《朱子语类》中都存在着大量论诗语录。这种语类与诗话的融合一直延续到明清，例如收录在清代诗话中的《师友诗传录》《答万季野诗问补遗》《修竹庐读诗问答》等，明显继承了语录的问答体式，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最重要的载体之一。 总之，形式内容的高度契合，发展历程的交融共振，充分说明语录与诗话这两者在学术源流上的密切联系，厘清这两者之间的互相影响，无疑对更好地认识这两种文体，从而更好地把握中国古代思想话语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更有意思的是，随着语录类文献的盛行，在儒家语录之外，禅门语录和道家语录也都与诗话的内容和风格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诗话成了唐宋以来百家争鸣的思想意识形态对文学发言时所共同选择的形式载体。 我们知道，儒家语录类文献以及唐宋以来大量儒生学者们所撰写的诗话虽在规模和社会影响上占据主流，但就中国文学追求言外之意、韵外之致的审美特性来说，文学审美的价值取向主要来自于老庄之学影响下的道家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以审美体验为核心的“诗缘情而绮靡”是在“诗言志”之外另一条主导着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主线。而语录类文献也并非儒家独创。严格来说，《老子》也是采用的著作者独白直叙的语录形式，可以被视为更早的语录体散文，更不用说作为道家元典的《文子》《庄子》《列子》等典型的语录体文献。尤其文学自觉以及诗话发端的魏晋六朝时期，正是对两汉以来独尊儒术的反拨，取儒家文献而代之的是以谈玄论道、品评人物事件、鉴赏诗文书画为高雅志趣和精神风尚的魏晋清谈，这不论在语录体的表达形式上还是审美追求上都应与追求自然、情感和超越的文学艺术观念有着更深的关联。事实上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玄言诗、游仙诗开始广为流行，《世说新语·文学》这种以清谈为核心的语录体表达也开始在魏晋之后的整体文论发展中发挥着重要影响。正如蔡镇楚在论及诗话与清谈关系时所说：“清谈之学以玄妙之思论道，诗话之作以生花妙笔谈诗，二者共通之处在于‘清谈’。”[1](P43)以清谈为核心，诗话也成了承载道家文论观念的最佳载体。 除此之外，在唐宋时期大为盛行的佛释之学对古代文论文体选择的影响也不容小觑。佛释之学究其实质否定了现实社会中人们对功名利禄的世俗追求，教人以空灵的心境超越外物的束缚从而实现精神的自由与超越，这与诉诸性情与精神愉悦的文学审美内涵也是不谋而合的。在此基础上，禅门向来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其传世文献更是多为语录，内容和形式的高度契合导致了唐代皎然《诗式》以来涌现出大量“以禅喻诗”的诗话著作。从江西诗派苏轼、黄庭坚的《东坡诗话》《黄山谷诗话》到陈师道《后山诗话》，南渡之后吕本中《紫薇诗话》、中兴诗人陆游《山阴诗话》《老学庵诗话》、杨万里《诚斋诗话》，再到南宋晚期赵蕃《诗法》，以及最受关注的严羽《沧浪诗话》，无不禅味十足。除此之外，诗话更是成为宋代以来僧人穿行于宗教与文学之间的主要方式。除开已佚的惠崇《惠崇句图》《唐律诗句图》、奉牟《搜贤集》等著作之外，完整保留下来的惠洪《冷斋夜话》《天厨禁脔》、文莹《玉壶诗话》，则明显体现出诗话体裁成为宋代僧人发表诗学观念、同时也传递佛学理念的重要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