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批评”提出后，她的方法论问题，及其体现这种方法的研究成果，已经得到理论界和评论界的关注。在“第三种批评及其方法”（载《花城》97年第2期）一文中， 我就“说不与如何说不”（双重局限分析）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阐释，欲建立起一种面对中西方既有理论的局限进行知识批判的立场。本文拟从第三种批评的“问题观念”，“‘W’方法图示”，“‘W’方法的依据”三个方面，进一步阐释“第三种批评”否定方法的特质，以便学界讨论、评价的深入。 一、什么是真正的问题 哲学始于问题，科学中的问题始于人们为解决某种未知而提出的任务，大致已能成为学界的共识。她所道出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哲学的发展，科学的革命，总是“问题先于知识”始然，或者说，“问题”是知识生产与变革的原动力，并且直接造成对既有知识系统的怀疑。哥白尼质疑地心说，产生日心说，已能说明“问题”在破旧知立新知中的中介性。波普在他的《猜想与反驳》中所说的“科学应被看成是从问题到问题而进步的”，似乎也强化了这个观点；另一方面，当亚里士多德将“问题”理解为“探索者根据对于事物的先前把握，以‘是与否’的方式在自己面前就事物所提出的疑问”〔1〕时， “问题”又被理解为与既有知识系统密切相关的一种把握形态，她与伽达默尔释义学理论中的“前理解”一道，增添了问题理论探索的复杂性。其潜台词是：“问题”自然是先于新知的，但对“问题”的把握及提问方式，却又不能不与旧知有内在联系。正如西方文明如何变迁，都离不开《圣经》的血脉，西方思想史如何发展，均与“存在是什么”的提问方式相关。更多的情况是，人们常常依据既定的知识系统，得出诸如“道德沦丧”、“人文精神失落”的问题性判断，也会依据既有的文学和批评经验，得出“文学滑坡”、“批评疲软”之类的问题性结论，这种状况，正好也应验了莱布尼茨关于“是——否”和“为什么”的问题分类，和库恩的“常规问题”与“反常问题”之说，如果“问题”这个概念，象“哲学是什么”一样，可被人们作各说其是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本质上是派生于哲学家对“问题”理解点的不同，那么对“第三种批评”来说，反思现阶段文化批判和讨论中“抓不清中国问题”和“问题混乱”的研究现状，也必然包含着对既有哲学解答“问题”思路的清理、审视，乃至重释。 在第三种批评看来，用既定的理论、观念把握的“问题”，从来不是真正的“问题”，而只能是“现象”。由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和守成性思维定势的影响，人们常常容易将“离不开既有知识”和“用既有知识系统看问题”当做一回事。又由于问题理论在学术史上缺乏系统深入地阐释，一些学者也容易将“人是会提问题的动物”与“用什么来提问题”这两种既定观念混为一谈，进而也就不能将命题深入到“人准确地说是会提什么问题”的层面。在其根本上，“人会提问题”与“人会说话”一样。首先是一种事实判断，而不是一种知识系统。“人会提问题”作为事实判断是不会改变的，而“人会提什么问题”作为知识系统则是可以改变的。事实判断伴随着人类始终，不但不受知识系统的改变所左右，反而成为知识系统得以改变的基础，因而本质上就不能被知识系统所含盖。事实判断是抽象的，因而常常说了等于没说。如“人是需要道德的”这句话就是如此。由于当代“权利”、“平等”等范畴是古代道德知识系统所不具备的，所以“人是需要道德的”这句抽象的事实判断，在不同的时代其知识解答是不同的，而依此得出的“道德沦丧”这个全称性问题判断，不仅在哲学层面上混淆了“人需要道德”与“当代人需要什么道德”这两个根本上不同的范畴，而且在现实把握上，也很可能将当代人，尤其是当代中国人依托不了新的道德支撑，混同于对道德本身的放弃，从而粗暴地对待了当代人道德失范这一现象。更重要的是，由于抽象的事实判断只在哲学层面上存在，一旦转为现实的道德批判行为，却总与一定的道德知识系统密切相关，这就使“道德沦丧”这个概念，更主要的是指向中国古代文明道德系统或近代人文主义的道德系统的解体、失落。这种失落之所以只是现象，而不是问题，不仅在于历史的发展本身就是新旧道德交替的过程，而且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当代转变来说，那种诉诸于内心良知的约束方式，轻物、轻享乐，轻个人权利等诸多具体的道德观念。也确实到了分化，调整、改变、新释的时期——在此意义上所说的“道德沦丧”，不仅没有贬义，反而衬托出说话者对既定的道德知识系统的维护性，衬托出说话者情感性忧虑大于理智性深思的传统批判的弊端，和在效果上对建立新的道德系统的阻碍性。尤其是说话者自以为“道德沦丧”是健康的道德批判时，而“道德沦丧”又被有的人推理为“道德复兴”时，这种阻碍性就会更加显著。因此，如果这种提问题的方式也属于亚里士多德的“对于事物的先前把握”，即不自觉地，或者“前理解性”地运用既有知识系统把握当下现实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对“问题”的看法，便也自然显现出局限。 这种状况，同样是造成问题混杂及我们抓不住真正的中国问题的理论性缘由之一。诸如所谓的“中国现代化问题”，就离不开西方个性、自由以及工业文明知识体系为把握的视角。在第三种批评看来，以西方现代理论和现代文明为价值尺度的“问题把握”就有局限，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就始终是一个解决不好的问题。由于“现代化”的背后是一个民族振兴问题，民族振兴背后是一个传统文明为什么会衰落的问题，而传统文明的衰落是因为古代价值体系不主张人的自我生产和筹划问题——借鉴西方知识体系，同样可以视为中国知识分子放弃了“知识的自我生产的能力和意识”，——这种放弃，是使得古代价值体系和西方价值体系均不能成为我们的心灵依托的根本原因。这样一来，“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在第三种批评眼里，也就是中国知识和价值体系的自我再生产问题。或者说是建立一个不同于古代文明，也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新型文明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才是我们既有的知识结构回答不了的，从而也是我们可以施展自己的可能性的地方。用拿来主义的立场制造的各种虚假的问题，如阶级斗争问题，伪现代派问题，西方式的人权和自由的问题等，之所以成为一个始终解决不了的问题，其缘由，概在我们丧失了自己的知识生产能力，丧失了我所说的“本体性否定”——当我们没有当代自己的知识系统时，面对变化的现实才会茫然无措。 这就是说，“第三种批评”眼里的“问题”，首先是指“我们今天究竟需要什么道德”——这种既有理论回答不了的提问。“第三种批评”认为，一个批评者虽然不可能在根本上回避伽达默尔所说的“前理解”，但可以在知识和观念层面，保持胡塞尔意义上的“中止判断”和“观念悬置”。尤其在今天，对有明显局限的既有知识系统，保持这种“悬置”，就显得尤为必要；对素有“述而不做”，“以史代论”治学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更是学术观念转变的契机。由此一来，伽达默尔所指的“前理解”就成为我们的一种无意识积淀和直觉能力，是否意识或是否有必要提醒“前理解”的存在，均显得无关宏旨。一般说来，无意识状态下的“前意识”，可以体现为批评家对对象敏锐的发觉、感觉等直觉性把握，但要含盖出对象作为问题的性质和内容，则必须依赖既有的知识系统，并使“道德出了问题”与“道德沦丧”，成为差异明显的两种把握——前者的价值判断是模糊的，而后者则是对既定道德系统的肯定。前者是对道德的维护。但有可能是对既定道德的批判；后者是对既定道德的维护（因为人的本性决定了抽象的道德需求不可能沦丧，无聊感就是一种提醒），且有可能是对道德建设的漠不关心。第三种批评的方法论，正是在无意识的“前理解”敏感而又无力的基础上，一方面通过“观念悬置”的方式，堵塞用既定道德系统看待“道德问题”的可能性，从而将“问题”定性为一种新出现的、陌生化的事物，并反衬出既有知识系统在解决这个新问题上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由于“问题”是一种新出现的事物，而解决这个事物的知识系统还没有产生，但又必须产生，“道德出了问题”就自然升华为“我们今天需要什么道德”，从而又与知识生产联系了起来，这一点，很类似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产生以前，如果人们站在南极或北极，对“太阳天天从东方升起”这一知识的怀疑，直接指向对用新知解释这类困惑问题的渴盼。只是，与科学观察不同的是：科学观察是始终离不开既定理论、也需要既定理论的观察，因此面对理论不能解释的事实时，她首先是问“太阳是天天从东方升起来的吗？”或者，“太阳如果不是天天从东方升起，又是怎样的呢”？如果把这种提问就作为“问题”，你一方面就会始终受这个问题所困，其所有言论就会始终在表达这种困惑（近年人文精神讨论中，这种困惑性的文字为数不少），另一方面，你顶多只能推衍出“太阳在有的地方天天升起，在有的地方又不是”的结论，但你永远推衍不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推衍不出时空统一性和时空与物质统一性的理论，因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包括他另外的分子运动论和统一场论），是通过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经过“探索演绎法”才建立的。其问题意识，则来自于当代时空观、光速运动等是怎样的，还能是怎样的“建构——思辩”等理论思维方法的展开，从而区别于一般的科学家提问题的方式。而爱因斯坦这种建立在经验直觉基础上，用现有理论回答不了的方式提问题，便很类似于第三种批评的“问题观念”。或者说，爱因斯坦提问题的方式，展开至文化等精神领域，就演化为第三种批评的提问题的方法。我将这种问题简称为：“未诞生的理论才能解释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