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多年来，我们早已听惯的“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或“走向世界文学”这类口号，在文坛内外引起了一些争议，其焦点就集中在“走向世界”上。人们质疑说，“走向世界”这一提法明显地违背地理学常识。中国一直就在“世界”之中，就是“世界”的一员，何以还要说“走向”？难道中国在“世界”之外？人们更感到费解的是，这个有违地理学常识的“错误”口号，何以竟能在近百年里长盛不衰？而答辩者则断然回答说，“走向世界”意思很明白，就是要让中国从封闭和落后状态步入先进而开放的现代世界，因而是一个具有积极的文化启蒙意义的口号；而如果否定它，就无疑是否定“五四”以来伟大的启蒙文学传统，就是否定“新文学”！双方各执一辞，似乎都有某种道理。诚然如此，但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应比我们意料的远为复杂难解，从而应当允许多渠道探讨和众说纷纭。别的不说，单说它的文化心理渊源，恐怕就是复杂而微妙的，需要认真对待。当然，我这里的讨论还是初步的和简略的，也不过众声喧哗之一声而已。 我想，这个口号的提出导源于一个不难明白的直接因由：在鸦片战争以来的现代，中国由于强大而陌生的西方的冲击，丧失了自己固有的“中心”地位，仿佛被逐出到“世界”的“边缘”，甚至到“世界”之外；因而重要而紧迫的是重建“中心”地位，而这也就等于说重返或走向“世界”。这样，“走向世界”的目标理所当然地摆在现代中国人面前，从而这一口号在其深层就意味着“走向中心”，即从“世界之边缘”（或“之外”）走向或返回“世界中心”。正是这样，“走向世界”虽然明显违反地理学常识，却又符合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目标，所以在现代流行开来。这里的文化现代性，意味着中国在古典文化帝国衰落以后，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而从事文化的全面现代化运动，力图获得现代文化所具有的那些基本性质。而这种现代性的一个基本指标，正是在现代世界上重建中国在古代曾经拥有的那种中心地位。因而可以说，“走向世界”不是一个纯地理学口号，而是一个文化现代性口号，即它主要来自文化现代性的战略需要。 固然可以承认这个口号的文化现代性特点，但为什么不直说“走向中心”而改说“走向世界”呢？这里显然发生了某种语义变形或置换。问题就出来了：“走向中心”为什么会被置换成“走向世界”？焦点在于，“中心”与“世界”这两个在现代汉语里颇为不同的概念，怎么可以发生替换而又被“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呢？这一表述的说话主体内心应当存在着某种暗中起支配作用的文化心理机制。在我看来，对这个问题的思索需要适当地越出现代汉语语境本身，而向中国古典性传统回溯，在那里“发现”在现代发生深刻影响的中国人特有的文化无意识——“文化中心主义”心理。 当我们今天说“全世界”时，“世界”往往指由地球上所有民族国家组成的整体，而这种“世界”概念在中国古代是很少使用的。古人讲“天下”，它与上述现代“世界”概念不同，指的是位于“天之下”的由若干不同文化实体或单元组成的整体。这显然是一种注重“文化”而不是“民族国家”的世界概念。这种文化性“天下”有个鲜明特点：哪个文化实体如果处在最发达或先进地位，就被认为是“中国”。换言之，这个“中国”在古典时代主要不是指富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而是指“天下”之最具有文化性权威的那部分，即天下之“中央”或“中心”。正如冯友兰所说：“‘中国’或‘华夏’与‘夷狄’……这种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中国人历来的传统看法是，有三种生灵：华夏，夷狄，禽兽。华夏当然最开化，其次是夷狄，禽兽则完全未开化……人们或许说中国人缺乏民族主义，但是我认为这正是要害。中国人缺乏民族主义是因为他们惯于从天下即世界的范围看问题。”（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第二二一至二二二页）这意味着，“中国”在古典时代主要不带后来的民族国家或民族主义含义，而具有浓烈的“文化主义”色彩。孔子主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顾炎武和王夫之特别区分“国”与“天下”，置天下于国之上，以为国不过是指政权，而天下主要是指文化。正由于如此，作为古典性文化帝国的“中国”，在长时期里一直不需要和不曾想到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体名称，即不曾遭遇在现代屡屡遭遇的“国家主权”问题，而只有作为世界文化中心的“中国”这一带有总体象征意味的形象性名称（“中国”形象地比喻“天下之中央”）。同时，表述这种古典性文化形象的词语是不固定的和可以替换的：除了“中国”以外，还有“秦”、“汉”及“唐”等，它们都以某个文化强盛朝代作表征。据说北宋末年以后朝廷屡次谋使诸蕃废“唐”称“宋”而无效，因为强盛的唐朝文化形象对于周边“夷狄”具有长久的威慑力。冯友兰还论及，由于“中国人自以为是人世间唯一的文明人”，所以，当十六七世纪开始与欧洲人接触时，想当然认为他们与以前的夷狄一样，称他们为“夷”，并未感到有何不安；可一旦发现欧洲文明虽与中国不同但“程度相等”、“有相等的力量和重要性”时，才终于感到“不安”了（同上，第二二三页）。这意味着，在中国古代，谁在文化上处在最强盛地位，谁就有资格成为“中国”，即天下或世界文化之“中心”；而成为“中心”就等于成为或代表整个“天下”。这样，“中心”这局部性称谓就可与“天下”这总体性概念相替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