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罗兰·巴特在欧洲主流学术刊物《美学杂志》撰写题为《从作品到文本》(From Work to Text)一文，他列举七大理由申述文学研究将由“作品”走向“文本”的必然性①。然而，十余年后，西方主流文学界却以大致相同的面目作出了完全否定性的回答：“文本”不能代替“作品”，文学研究应由“文本”回归“作品”。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种命名为“新文本主义”(New Textualism)的文学批评理论对罗兰·巴特的有力回应②。 什么是“新文本主义”？按照美国学者安妮·赫莉(Ann Hollinshead Hurley)的看法，就是指以文本的物理属性为理论研究基点，以文本的出版历史及传播状况为理论研究进路，通过追溯文本诞生的历史文化语境与物质生产语境，挖掘潜藏于文本背后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阶级的、性别的、文化的等因素对于文本意义的主导性建构作用，揭示文本存在形态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认同文本之外的因素而非作者的意图为文本意义的源泉的一种文本与文学批评理论③。 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话语，新文本主义并非空穴来风，而实有其方法论与现实基础。 一方面，盛行于20世纪上半叶文本编辑与文学批评领域的新文献学，直接质疑经典文本研究理论，从而为新文本主义理论的诞生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根据新文献学理论，经典的文本研究，无论是形式主义、阐释学，还是新批评抑或读者反应批评，都存在着致命的方法论局限，难以说明文本意义的真正来源，因而必须进行文学观念与方法的革命。首先，在文学批评视角上，要重视文本的物质存在属性，将文学批评的视角由“作者”(Author)转向“印刷者”(Printer)与“出版者”(Publisher)。其次，在文学批评内容上，在认可“作者”意图为文本意义来源的同时，要充分挖掘文本印刷风格、排版字迹、底稿誊录、开本设计、纸张质量、出版审查、标价折扣乃至供货渠道等各种非作者因素对文本意义的重新建构作用。第三，在文学批评宗旨上，要以吻合作者意图的文本为权威文本，通过追溯历代不同流传文本因文献讹误而导致的文本意义变迁，确定“讹本”与“正本”之不同，树立稳固的权威文本④。显然，相比于突出文本内在结构与符码意义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文学理论，新文献学强调了文本外在因素对于文本意义的重要建构作用，打开了文本意义的多维认识视角，为文本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但对于一种想要彻底颠覆经典文本研究理论的新文本主义来说，它仍然显得过于保守，因为它无法在观念与逻辑两个层面为颠覆经典文本理论提供力量，无法在“作者意图”论主导下扩展文本阐释的全部力量。一种具有革命性的理论陈述，注定无法完全因袭过往的理论轨迹，它必须扎根于文本与文学现实，从文本与文学的历史深处，寻找观念的起点与话语的逻辑。这样，对文本编辑活动的历史考察就自然被推到理论铺展的前台。 新文本主义考察认为，虽然早期的文本批评，旨在确立文本的可信度，去伪存真，然而文本本身的历史却并不一劳永逸地限定其本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早期新圣经文本研究的权威主导与其时历史研究的长足发展，直接促成了其时文本研究观念的急剧变革。文本批评应铆准其编校功能，发挥其阐释力量，而非确保人们所阅读的东西为“真品”，是其时文本观念变革的主要表现。当专业出版机构面对多样的历史流传文本而真假莫辨时，文本批评学者接管其工作就有了更加合法的理由。文本批评接管文本的编校与阐释功能，意味着获得了一种文本研究方法与重建文本的力量，并在事实上成为后来库恩意义上的“规范科学”⑤。这种“规范科学”并不满足于确证一个信本或充当某一文本的技术性辑校，而是要提供一种更加普遍的方法论与更加可靠的观念逻辑，后者成了从事文学鉴赏、文学阐释、文学创作都必须凭藉的一种专业方法与观念基础⑥。 另一方面，20世纪中后期以来经由欧美文学界的文学自律性观念而催生的文学批评与文本研究的双重裂变，为新文本主义的诞生提供了直接的现实基础。自律性的文学观念认为，以文本辑校与文献考证为核心的传统文本研究，只是文学研究的一种外在式预备工作，不入文学研究之堂奥，文学研究理应将文本研究边缘化。传统文本研究在事实上的被边缘化产生了富有戏剧性的结果，如新文本主义的领军人物杰罗姆·麦加恩(Jerome McGann)不无揶揄地指出，传统文本研究的边缘化，一方面使得原本从事文本研究的学者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自由，从而可以从事更加专业化与技术化的工作；另一方面也使原本从事文学批评的学者，再无义务去研修一种需要长期习练才能掌握的文本批评技能⑦。换句话说，自律性的文学观念演进使得原本从事文本研究的学者，只需戮力于精细的文本辨证，无须顾及文本本身的文学价值；而原本倾心于文学批评的学者，则只需关注文本本身的文学价值，无需深究文本本身的真伪。当文学的文本研究与批评研究发生分裂，而批评研究亦不愿意接管由文本研究让出的批评领地时，文本研究就只能另求它途。因为文学的现实已然是：文本研究应该适应20世纪以来文学发展的自律性要求，文学批评不应该重返这门学科未成熟前的状态，亦即以哲学的、历史的、文献的分析为主导倾向的文学批评模式。这样，文学研究要在观念革新时仍是一个整体，文本研究要在时运不济时仍葆有价值，就不得不一方面进行再专业化的细分，另一方面进行观念革新；前一部分工作由专门文献研究来承担，后一部分工作则逐渐演变为新文本主义的批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