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21)04-0052-11 在《时间性》一书中，韦斯特—巴甫洛夫尝试研究不同学科和理论形态中的时间性(temporality)问题，谈到历史研究领域时，作者坦言进步主义的时间“情节”(历史主义)虽然不断遭受质疑，但依然占据着支配地位，并通过通俗史学和教育机构在大众意识中巩固下来。①事实上，进步或发展的时间性并不仅仅存在于历史领域，博伊姆教授认为，“进步”自19世纪以来已经成为吸纳个人和民族叙事的全球性的时间性结构。②韦斯特—巴甫洛夫在论述与历史主义竞争的时间性观念时，提到了理论家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的“创伤重复”时间观③，不过，他将拉卡普拉的时间性理解限定在创伤事件中，大大削弱了拉卡普拉的理论深度和广度。 在拉卡普拉看来，时间性等同于历史性，是历史过程(historical process)的性质，如何理解时间性也就是如何理解历史过程。1998年接受采访时，拉卡普拉谈到“历史过程”，采访人将“过程”理解为“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运动”，而这恰恰是拉卡普拉反对的。④在拉卡普拉看来，这种根深蒂固的时间性观念至少有两个重要的根源。将时间性与变化(change)紧密联系起来的做法，首先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⑤亚里士多德依据一般—特殊、“共时”—“历时”的二元对立结构，确立了重复—变化的二元模式。根据这种二元模式，重复被定为在超历史层面，而变化被定位在历史层面，相应也就有了哲学和历史两个研究领域。对关键范畴的不断返回，是哲学的基本特点；事物(事件)的变化则构成了历史。其次，与当下时间性观念联系更为紧密的，是19世纪确立起来的历史写作模式。拉卡普拉同意海登·怀特的观点，即历史编纂学、社会科学、前福楼拜小说有着同源和相类的关系，它们都与科学实证主义有关联。但小说很快发展出了更为丰富的表达形式，而历史编纂却一直坚持19世纪的“现实主义”模式。正因如此，19世纪确立起来的基于档案实证主义的、有方向的、发展的时间性经由历史著作和历史教育成为根深蒂固的观念基础。 一、拉卡普拉重复时间性思想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创伤迅速成为西方人文研究领域的核心范畴，弗洛伊德的相关著作成为创伤研究的源头性文本。⑥拉卡普拉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关注弗洛伊德，并从他的创伤理论中生发了自己的思想。弗洛伊德认为自己从事的是“科学工作”，但其著作中体现出来的时间性观念并不与历史主义完全一致。在拉卡普拉看来，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存在着两种时间性，一种是占据主要地位的线性的、发展的时间性(起源，阶段，线性叙事)，另一种是隐含在创伤理论中的非线性的、重复的时间性。⑦在其重要论文《历史与精神分析》中，拉卡普拉引用弗洛伊德的早期著作《科学心理学大纲》来说明隐含在弗洛伊德理论中的第二种时间观： ……对弗洛伊德而言，创伤性刺激的流入——一个主体无法有效整合的压倒性破裂——并不是单独通过原初事件带来的，而是通过重复：当这个事件被一个之后的事件召唤起，它就回溯性地成为创伤了。在创伤中就有了重复和变化的结合。正如弗洛伊德早在《科学心理学大纲》(1895)中指出：“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案例，记忆唤起的是感受(affect)而不是经验(experience)，因为事件唤起的同时变化允许对被记忆之物的不同理解……我们确定发现了一种被压抑的记忆，这种记忆只有通过延迟行动(deferred action)才能成为创伤。”⑧ 此时弗洛伊德对创伤的理解还停留在《癔症研究》(1895)阶段，基本上是将癔症问题用理论话语表达出来。在弗洛伊德看来，癔症很可能是童年性引诱事件的继发症状，即当下的身体或精神症状是早先创伤经历的返回。在这个可以称为“被压抑者的返回”的早期创伤模型中，创伤事件与继发症状之间隔着潜伏期，当下的受创者无法将症状与原初创伤联系起来。而在《精神分析引论》(1917)中，弗洛伊德认为癔症与火车事故或战争中的“创伤神经症”极为类似，但是在创伤神经症中，“其发作就是完全召回这个创伤的情境”。⑨在后期著作《超越快乐原则》(1920)中，弗洛伊德回到由战争引发的创伤神经症问题，形成了强迫性重复理论。与被压抑者回归的模型不同，强迫性重复模型中受创者的症状与创伤事件是无中介联系起来的。我们可以将弗洛伊创伤理论中隐含的时间观念概括为两个要点：首先，创伤性过去总是无法摆脱的，总是要“重复”出现；其次，它可能以症状性的、无意识的形式(被压抑者的返回)重复，也可能以彻底无中介的形式(强迫性重复)重复。拉卡普拉表面上引用的是弗洛伊德的早期创伤理论，但在具体论述(以及在此后的著作)中，其实融合了弗洛伊德不同阶段的相关思想。 哈特曼、卡鲁斯等知名创伤研究学者已经意识到弗洛伊德理论中隐含的时间性问题，不过哈特曼过快地将时间的重复结构引向文学叙事问题⑩，卡鲁斯虽意识到创伤的时间延迟(temporal delay)实际上是历史作用于人的方式(11)，但并没有深入地研究时间性问题。拉卡普拉则大胆得多，他直接将创伤的特征用于历史过程。上述引文中，拉卡普拉(借助弗洛伊德)将创伤隐含的时间性界定为“重复与变化的结合”，在此后的研究中，他直接将时间性理解为重复与变化的复合模式。用拉卡普拉的比喻，这种复合模式意味着过去与现在的共存方式是“鳞状叠合”。(12)拉卡普拉在概念迁移的过程中，做出了三个大胆的创新，一是直接忽略了弗洛伊德概念中包含的个体病理要素——拉卡普拉反对将社会历史问题直接类比于精神分析中的个体症状；二是打断弗洛伊德的线性推导，抛弃弗洛伊德生物学溯源(死亡驱力)的冲动；三是将弗洛伊德的“转移”(transference，也被译为“移情”)概念社会化，将其理解为“重复的倾向”，于是转移成为重复时间性的关系性基础。拉卡普拉暗中借助德里达的思想，为自己的概念迁移进行合法性辩护。在拉卡普拉看来，个体—集体的二元模式是建立在个体主义意识形态之上的，是误导性的；而精神分析中的某些基本概念(如转移、创伤、重复、投射)描述的其实是个体与社会的交融关系，应该被理解为对个体—社会的二元模式的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