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媒体理论到文化技术研究

       提及20世纪下半叶批评理论的发展，人们通常会将目光转向法国。确实，以德里达、拉康、福柯、德勒兹等人为代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或称“法国理论”对20世纪文学、文化理论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直至今日，远在地球另一端的我们仍能听到它声势未息的回响。相较于此，说到“德国理论”，学界的目光似乎仍然聚焦在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阐释学以及第一代至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身上。在本文中，笔者尝试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理论的另一种新发展做出勾勒和初步总结，这就是以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等人为代表的新德国媒体理论以及由之衍生的文化技术研究。我们会看到，这一理论思潮和上面我们提到的几种理论流派处在或对立或补充的关系中，而在其发展中，又和当下在欧美学界蓬勃发展起来的后人类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共鸣。凡此种种，都使得20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的媒体理论和文化技术学研究成为近30年来德国最重要的理论出口。

       事实上，如同“法国理论”或“耶鲁学派”，新德国媒体理论或“德国媒体理论”首先是英美学者在描述、概括诺伯特·博尔茨(Norbert Bolz)、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迪特尔·默施(Dieter Mersch)、西比尔·克雷默(Sybille Krmer)、伯恩哈德·西格特(Bernhard Siegert)、沃尔夫冈·恩斯特(Wolfgang Ernst)等人的媒体理论研究时采用的集合名称。在本文中，笔者将采用新德国媒体理论这个说法，以使之区别于瓦尔特·本雅明、阿多诺、霍克海默以及哈贝马斯等与法兰克福学派相关的媒体理论研究。新德国媒体理论代表学者的思想产生自相同的学术环境，并带有相似的倾向性和理论特点。

       首先，这一理论的发展打破了阐释学在战后德国理论界的统治地位。如戴维·韦伯利(David Wellbery)所言，自1960年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出版以来，阐释学成为德国学界主导性的理论框架，阐释学的方法、术语渗透到各个学科，而举凡康斯坦斯学派的接受理论、彼得·比格尔(Peter Bürger)的文学社会学甚至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等，都打上了阐释学的烙印。阐释学强调“理解”“意义”和“主体性”等概念，与之相对，新德国媒体理论则对“交流的物质性”予以重点关注。①所谓“交流的物质性”(Materialitt der Kommunikation)，是德国理论家贡布雷希特(Gumbrecht)和普法伊费尔(Pfeiffer)在1988年主编的一部文集的名字。这部厚达千页的著作对身体、生命、言说、书写以及有声电影、电视、影印技术等文学、文化交流中的物质性维度展开深入探讨。②简言之，“交流的物质性”强调的是一种非阐释性的无意义，它既是意义的基础，也是意义的深渊，而被传统文学研究、哲学等忽略的“媒体”正是这一物质性的具体体现。由此，对媒体的批判性和历史性考察也就成为对意义呈现机制的一种考古学研究。在这里，媒体成为一种认识论工具。甚至，从媒体出发，我们还能揭示出作为一种话语的阐释学本身产生的原因及其功能。比如，在对1800年“话语网络”的考察中，基特勒就将阐释学确定为话语网络的接收端，其功能是对诗人的话语进行消化吸收，并做出可能的回馈。③如此一来，阐释学作为一种历史性人文学科本身的有限性也就凸显出来。

       其次，对交流之物质性的强调也使新德国媒体理论与英美的大众媒体研究以及文化研究区别开来。如我们所知，自斯图亚特·霍尔提出“编码/解码”理论以来，英美的媒体理论研究就将重心放在媒体所呈现的内容亦即“再现”上来，并从社会学角度探讨这种再现的条件及影响等。与这种倾向对立，新德国媒体理论致力于探讨媒体的技术层面以及再现的物质机制本身。在这方面，基特勒对电影、留声机、打字机以及计算机软件等的研究，西格特对邮政系统的研究，恩斯特对数字媒体的媒体考古学研究以及下面我们将要谈到的由新德国媒体理论衍生出来的文化技术学研究等，都是显明的例证。新德国媒体理论对内容分析的摒弃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它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与媒体关系研究分道扬镳。在这一背景下，德国媒体研究所提出的大多是“媒体有多危险”“媒体与政治的关系如何”或“媒体的未来潮流如何”等类型的问题。西格特也对哈贝马斯式的“交往理性”的必要性以及持续不断的关于媒体操控大众的警告表现出反感，并指出，与当时德国人文学科普遍的“媒体恐惧”相对，新德国媒体理论家们反阐释学的“媒体分析”表现出某种“技术狂热”(technoeuphoria)。甚至，在这一背景下，西格特认为新德国媒体理论用“战争”取代了(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着重强调的“公共领域”。在媒体技术大多源自军事研究及战争这一浅层的议题之外，西格特认为，“战争”就是媒体运作其中、从中而来的无意义的深渊，它意指“一种被象征媒体处理过的无意识，并意味着‘自由’是与拉康的镜像阶段相关联的一种自恋”，因此，它才成为作为“虚构性创造物”的“公共领域”的反面，后者只会让我们想到“启蒙了的意识、自我决定、自由”等概念。④可以说，在“公共领域”与“战争”的对立中最清楚地显现出新德国媒体理论与之前德国媒体理论的不同之处，而这种不同最终或许还是建立在新德国媒体理论家们对“那些在意义构成之下、并脱离了通常理解方法之掌控的微不足道的、不那么吸引人的技术”的青睐之上。⑤

       当然，新德国媒体理论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对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作出新的诠释，并在新媒体语境下用媒体分析取代了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分析。在这种意义上，也有学者认为，新德国媒体理论可以被称为“德国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在为基特勒《留声机，电影，打字机》所写的译者前言以及《基特勒和媒体》一书中，杰弗里·温思罗普-扬(Geoffrey Winthrop-Young)曾对后结构主义在德国的接受状况做出描述。在他看来，如果说美国对后结构主义思想的接受以标志性的事件为起点(德里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宣读其《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等)，发生在著名的高等学府(“耶鲁解构学派”)，并向下游和外围扩散，那么德国对后结构主义思想的接受则发生在学术界的边缘地带(学生、年轻教师、小出版社)，涉及“一小群分散的、大多没有获得终身教席、既缺少一个精神来源也缺乏知识中心的学者”，并逐渐向上游和内部扩散。⑥可以说，新德国媒体理论学者就是后结构主义思想在德国的传播过程中的中坚力量和坚定的捍卫者，而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也体现在新德国媒体理论众多代表学者身上。比如，基特勒的媒体理论就曾被人描述为德里达、福柯、拉康理论与麦克卢汉媒体思想的结合。这一描述或有过度简化之嫌，但基特勒对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借鉴和继承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他曾富有创造性地将留声机、打字机和电影三种技术媒体与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中对真实界、想象界和象征界的划分联系起来，并使之一一对应。如他所说，“言说的真实发生在留声机中，在言说或书写中产生的想象则归属于电影”，而象征界则自然而然地对应于打字机。⑦但对后结构主义思想提出最深刻质疑的也同样是基特勒。比如，就福柯的话语理论来说，基特勒认为，福柯的理论只和“图书馆”“书籍”或“写下的句子”有关，或者说，只适用于印刷文化或书写文化，由此，“话语分析”面对“声音档案或电影胶卷”就无能为力了。⑧其次，更重要的是，福柯忘记了“在最后落在图书馆之前，甚至书写本身也只是一种沟通媒介、一种技术”。⑨换句话说，相比话语，媒介才是更基本的决定性因素。用基特勒的话来说，“技术上可能的操作才首先决定了什么能够成为一种话语”。⑩由此，福柯关于打字机键盘上的“QWERT不是话语”的论断也就不再那么具有理论相关性，因为如基特勒所说，打字机本身就是“决定我们的处境”的主要媒体之一。(11)此外，西格特和克雷默等人的媒体理论也与后结构主义思想带来的启发密不可分。比如，西格特就曾对德里达提出的“邮递原则”进行了拓展。概言之，在德里达那里，“邮递原则”只是对延异的一个比喻，但西格特则认为，“邮递原则”意味着延异本身的产生就依赖于技术条件的操作原则。(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