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疏狂自放，历来被目为奇人之尤，晚明文坛健将袁宏道在陶望龄的书斋中得徐渭之《阙编》，读未数首，不觉惊跃，慨叹“当诗道荒秽之时，获此奇秘，如魇得醒”，乃至“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①而澄道人在评《四声猿》之后，投笔隐几，“惊跃狂叫曰：‘异哉！’”②称叹其“即以为有明绝奇文字之第一，亦无不可”③。袁宏道之传，澄道人之评，都以“奇”字冠徐渭。于是，徐渭与其品评者一起纲蕴而成晚明文坛一“奇”景。这一现象渐成论者共识，诚如磊砢居士所云： 徐山阴，旷代奇人也。行奇，遇奇，诗奇，文奇，画奇，而词曲为尤奇。然而石公(袁宏道)之传道宕而奇，澄公之序与评俊逸而奇，后先标映，汇为奇书。吾不辨其是徐、是袁、是顾，而只觉其为奇而已。愿与天下后世好奇之士读是书而共赏其奇也。噫嘻快哉！④ 就其性情而言，徐渭确有疏狂不俗的一面，诚如沈德符所记：“(徐渭)性跅弛不受羁馽，馆于同邑张阳和太史(元汴)家，一语稍不合即大诟詈，策骑归。”⑤陶望龄亦载其入于胡幕时的情形：“一旦客于幕府，典文章，数赴而数辞，投笔出门，人争愚而危之，而己深以为安。”⑥总之，对于徐渭之“狂”与“奇”的记载，自袁宏道之后，比比皆是，不一而足。但事实上，徐渭之疏狂与李贽、袁宏道等人的情况有所不同，李贽、袁宏道之狂是不趋时俗、卓然自立的独特性情与风格：李贽被目为异端的狂傲有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勇毅，袁宏道的疏狂则表现为以矫激的心态标榜“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观念，以及视宦场如地狱的超然人生态度。但是，徐渭之狂则有所不同，徐渭性情疏狂之中恰恰交织着谨慎的因子，如，陶望龄说：“渭为人猜而妬。”还说：“及宗宪被逮，渭虑祸及，遂发狂。”⑦陶望龄的记载在徐渭的《自为墓志铭》中也得到了印证，他对于入胡宗宪幕，“深以为危”，乃至“忽自觅死”，⑧可见，徐渭的狂与虑祸相关，是祈求全身的“佯狂”，进而发展成生理病态的真狂。显然，只有正视徐渭性情“狂”与“奇”之外的另一面，才能全面了解徐渭的思想和文艺成就。而“狂”、“奇”与“慎”、“惧”的统一正体现了徐渭性情与思想中“中道”的一面。 就文学方面而言，徐渭向被视为开晚明文学新思潮之先河的人物。对徐渭在文坛的作用，当时的文士已将其列为与汤显祖同侪，如，虞淳熙有云：“王(世贞)短鬓而丰下，体貌无奇异，而囊括无遗士。所不能包者两人：颀伟之徐文长，小锐之汤若士也。”⑨钱谦益说，当“王、李之学盛行，黄茅白苇，弥望皆是”之时，“文长(徐渭)、义仍(汤显祖)崭然有异”。⑩而徐渭的文学活动又在汤显祖之前，因此，后继者袁宏道慨叹其作品“尽翻窠臼，自出手眼”(11)，引以为知己。徐渭由“名不出于乡党”(12)，而被视为“今之李杜”(13)，袁宏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诚如陶望龄所记：“文长没数载，有楚人袁宏道中郎者来会稽，于望龄斋中见所刻初集，称为奇绝，谓有明一人，闻者骇之。若中郎者，其亦渭之桓谭乎！”(14)在同时代的虞淳熙看来，袁宏道乃“接文长之末光”(15)的人物。袁宏道推介徐渭最有影响的当数《徐文长传》，清人将其编入《古文观止》，流布更为广泛。但是，该传甫成之后，袁宏道在给陶望龄的尺牍中又说：“《徐文长传》虽不甚核，然大足为文长吐气。”(16)可见，袁宏道自己也承认带有鲜明的感情色彩而“不甚核”，并非公允持中之论。而经袁宏道再行改定之后的《徐文长传》则在充分肯定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的同时，还客观地指出“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流亚也”。(17)显然，袁宏道也看到了为徐渭博取巨大声名，且因此而为胡梅林所垂爱的“文”是严守格法之文，而并非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信腕信口”之作。“为文长吐气”当然是对徐渭的溢美之词，而所溢的自然也是徐渭迥绝时流之处，亦即他所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18)。可见，徐渭在文学方面也错综于抒写真我与法严气沉的纠葛之中。不难看出，无论从徐渭的性情还是文艺实践，都不能以疏狂奇谲涵盖其全部。徐渭尚有孜求中道的另一面相，这是我们全面了解徐渭亟需认识的。 “中道”文艺观举要 师心还是师古？尚情还是崇道扬理？这是复古派与性灵派持论迥异、论争最为集中的领域。对此，徐渭的论述往往错综于两者之间，这既体现了作为文学新思潮初兴之时的特征，同时也是其孜求中道的文学观的体现。 首先，师古与师心的统一。在师心与师古方面，徐渭与袁宏道等人有所不同。袁宏道为纠矫七子派承袭之风，以师心自用、独抒性灵相标榜，乃至当其好友张幼于选录其诗作时，引起了袁宏道的不满，其原因则是“幼于所取者，皆仆似唐之诗，非仆得意诗也。夫其似唐者见取，则其不取者断断乎非唐诗可知。既非唐诗，安得不谓中郎自有之诗，又安得以幼于之不取，保中郎之不自得意耶？仆求自得而已，他则何敢知”。又说：“去唐愈远，然愈自得意。”(19)正是这种与七子派迥异的“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20)，最终使“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21)。而徐渭则不同，一方面他“倔强自负，不屑入弇洲(王世贞)、太函(汪道昆)之牢笼”(22)，主张师心自用，抒写真我，但是，徐渭又不像公安派鄙薄古人，他直言为似古人之作，“尤契者蒙叟、贾长沙”，而“兼并昌黎、大苏”。(23)并不反对师习古人，而是要学习前人之神韵，在《书田生诗文后》中，徐渭说：“诗亦无不可模者，而亦无一模也。”他的作品深得传统格法，这也得到了识者的普遍认同。就文而言，黄宗羲说：“天池文有法度，得《史》、《汉》之体裁。”(24)也就是说，徐渭的文恰恰符合复古派“文必秦汉”的审美取向。就诗而言，陶望龄在《刻徐文长三集序》中认为徐渭诗“深于法而略于貌”，“诗杂主于唐中晚”。袁宏道虽然说徐渭诗歌“尽翻窠臼，自出手眼”，但在《冯侍郎座主》中也指出其诗“有长吉之奇而畅其语，夺工部之骨而脱其肤，挟子瞻之辨而逸其气”，即徐渭的诗歌是得古人意脉而略于形貌的。盛唐诗人的代表杜甫是后七子奉若圭臬的诗人，对此，公安派中很少论及，但徐渭则不同，徐渭的诗歌得杜的痕迹颇为明显，袁宏道谓其“夺工部之骨而脱其肤”堪称高论。徐渭本人十分推重杜甫，熟悉杜诗，乃至将杜诗之境入画，云：“兹图稍似少陵诗，微风吹雨出鱼儿。尺梢讵许牛涔活，远水何劳象队移。”(25)他对时人师杜的现象也颇为认同，并作画题诗以寄，其诗云：“仙华学杜诗，其词拙而古。如我写兰竹，无媚有清苦。”(26)在其酒牌题铭中引述最多的就是杜甫的诗歌。(27)而在《青藤山人路史》中，徐渭对于杜诗的解释最为多见，当然，徐渭与七子派推赞杜诗的“佳处”并不相同，七子派重杜诗的格法声律，如谢榛说：“其工于声调，盛唐以来，李杜二公而已。”(28)而徐渭所尚的杜诗“佳处”，乃是“真率写情，浑然天成”的抒写手法和汗血生驹撒手奔驰的自然俊逸的风采以及“顿挫沉郁”的风格。可见，徐渭之师杜，是取其“真率写情”与“顿挫沉郁”的统一，从中亦可见其孜求中道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