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西马”)文论对我国文艺理论的影响，自新时期被大规模引入以来，一直势头不减，所受到的热捧今天仍在持续。因此，对30多年来我国文论界有关“西马”文论的态度做一回顾与研究，能够更好地帮助人们了解“西马”文论在我国的发展状况，对客观评价“西马”文论，汲取“西马”文论资源，发展我们自己的文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一、“‘西马’非马”论 学界一般认为，“‘西马’非马”的观点是1982年由徐崇温在其《“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提出来的，在该书中，徐崇温通过大量的分析认为，“从大体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股左的激进主义思潮，它所反映的，并不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而是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世界观，而且其中还包含有相当的无政府主义的成分”。[1]其实早在1978年撰写的一篇有关“西马”的综述文章中，徐崇温就写道：“‘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一股修正主义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攻击和反对‘恩格斯和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而用唯心主义去曲解马克思的某些著作”。[2]这里用“修正主义”、“唯心主义”等术语来介绍“西马”，显然已经表达了“‘西马’非马”的意思，由此可知，徐崇温“‘西马’非马”观点的提出，显然可以前推至1970年代末新时期刚刚开始的时候。 新时期之前，国内学术界对于“西马”的了解一直比较少，“文革”时期曾经译过几篇“西马”的文章，但那时的译介主要是作为批判之用，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新时期之初，当西方马克思主义再次译介进来并被众多学者开始关注的时候，徐崇温就在他的文章和著作中提出了“西马”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这一观点，显然易于以一种先入为主的方式左右大家的判断。徐崇温不仅是较早介绍“西马”的学者，而且也是国内公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大家，由他牵头主编的规模浩大的42卷本“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由重庆出版社从1989年到1997年历时近10年编辑出版，该丛书规模宏大，许多“西马”原作都是首次译介进来，对国内学者了解与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关学说和理论具有开创意义，丛书的出版也进一步奠定了徐崇温在“西马”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其在新时期之初所提出的“‘西马’非马”的观点也就自然为许多国内学者所接受，对国内“西马”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徐崇温对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有一个基本界定，他认为，“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的表述和论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这种实践唯物主义一方面高度强调实践的作用，主张对于事物、现实、感性，不只要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且要把它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另一方面，又始终坚持唯物主义，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而以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为代表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解释成一种实践本体论，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人的实践，而把物质和精神看成是统一在人的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而否定了马克思所始终坚持的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这样，它就偏离了唯物主义，对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作了一个和它所指责的‘正统派马克思主义’方向相反的歪曲，这样那样地陷入了唯心主义”。[3]也就是说，在徐崇温看来，“实践唯物主义”成为区分“马”与“非马”的试金石，“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徐崇温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用西方唯心主义去解释、发挥、补充、结合马克思主义，将它奉为指导思想，以此去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抗衡；另一方面，冲破苏联模式教条主义的束缚，考察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新情况和新问题，揭露和批评苏联模式的弊端和缺陷。这两重性反映在人们的认识中，往往由于立足点和价值取向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认识和评价。”[4]然而，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派观点迥异，各代表人物在不同时期的理论倾向也可能不同，但这些“差异性并没有改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流派、各种倾向全都用西方唯心主义去解释、发挥、补充、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共同性”，[5]这也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被称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所在。当然，1980年代，学界对于徐崇温的“‘西马’非马”的看法也并非只有赞成，实际上关于“西马”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徐崇温与杜章智、翁寒松等人之间曾引发过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徐崇温的以上许多观点也都是在这场争论中不断得到完善和阐释的。 杜章智是翻译卢卡奇著作的学者，1988年第1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现代哲学》杂志上，他发表的题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含糊的、可疑的概念》和《谈谈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两篇文章，对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及其观点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在他看来，自上世纪初以来，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的科技革命给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心理都带来了明显的影响。客观情况的变化要求马克思主义随之要有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才能保持活力。因此，他认为，对于新出现的这些理论思想，“除了对一些明显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外，我们不要轻易给它们扣上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或贴上其他各种各样的标签，不妨把它们统统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看待。似乎可以说，它们就是国外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某些同志想象中的那种绝对正确的、纯而又纯的、可以‘照搬照抄’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是并不存在的”。[6]应该说，杜章智对“西马”宽容开放的理解，有利于人们更客观地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在对待一个新的理论思潮时，这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徐崇温认为“实践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是评判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尺度，然而，在翁寒松看来，什么是“实践唯物主义”却是值得进一步深究的。翁寒松在讨论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就是社会存在本体论；以实践作为社会存在本体就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最本质含义”。“我们不能因为《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所著的，‘唯批’是列宁所著的，就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其提出异议是‘反马克思主义’”。[7]翁寒松对徐崇温把列宁某些具体论断不加批判地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完全把列宁跟马克思当成是一回事，提出了批评；同时他还认为，“卢卡奇、南斯拉夫‘实践派’等等的确在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决定性的贡献，他们开辟的思想道路的确就是我们理论工作者今天正在行进的改革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崇温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确是到了该废弃的时候了。这是改革发展的必然，真理发展的必然，是不会由于多喊几个‘实事求是’而发生改变的”。[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