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6-0167-006 近年对叙事伦理相关的理论研究日渐引人注目。从中西文学理论变革的经脉来看,主要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转型对意识形态政治化刻意逃避,文学回归“文学性”,及至20世纪90年代商业文化兴起,文学市场化走向及价值失范,引发了文学批评重新关注文学在当今文化氛围中所面临的价值困境,以及文学在当代“和谐社会”的文化构建所承担的意识形态功能等问题;(二)叙事伦理与新经典叙事学、文化批评,及传统文学伦理批评都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在叙事文类研究方面显示出了文本分析和阐释思想的有效性,同时又形成对形式主义、技术主义及结构主义文本化倾向的纠偏;(三)当代文学批评试图在诗与史的纠葛中寻求打通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研究的途径,期冀艺术审美与价值分析完美结合。笔者在“读秀学术搜索”中输入“叙事伦理”关键词,中文文献检索出1990-1999年文章4篇,2000-2009年期刊文章224篇,专著4部。自20世纪80年代叙事伦理概念在汉语批评界出现以来,历经文学批评的实践,这一概念已具备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形成了外部伦理介入与内部伦理的发掘两种批评的途径,从方法论的角度可以大致梳理出这一概念的现代性知识内涵。 一、叙事/价值:搭建起文本批评的基本平台 叙事与伦理原本依据不同的学理分属不同的学术流派,形成相异的话语方式。当“语言论转向”成为趋势,意味着学术研究提问方式发生变化:从研究“认识如何可能”,转为关注“语言表达如何可能”。这为叙事走向伦理提供了知识合法性的基础,叙事伦理的概念生成。从其关注的领域来看,相对于当下流行的名目繁杂的概念、方法,叙事伦理贴近中国当代文坛创作与批评的现实,搭建起了文本叙事与价值研究的基本平台。这一结论是基于以下的判断而提出的: 第一,叙事与伦理、价值之间存在着长期的、深度的内在纠缠。首先,理安·艾斯勒在她的《圣杯与剑》一书中,以“圣杯”与“剑”为隐喻,描述了西方历史由最初的“男女伙伴”关系如何转向了五千年血腥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所走过的弯路,说明“人类历史的发展,一直存在着一种趋向超乎寻常的技术和社会复杂性的潜在冲动,同样地,也存在着一种趋向更高的目的的人类冲动,趋向真理、美和正义。”[1]也就是说,人类历史的进步是以生产力的提高、物质的丰富为标志的,但人类历史每迎来一次进步,都会或急促或渐进地改变原本稳定的人伦关系和道德信念,人类的心灵就会因此承受一份痛苦与失落。文学正是以叙事的方式重新叙述一遍人类所遭受的痛苦和失落,给人类的心灵以安慰。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相对于历史理性而承担着一份人文关怀的责任。其次,如解构主义所强调的“叙事的无所不在”。乔纳森·卡勒提出:“文学和文化理论越来越认为记叙在文化中占有中心地位。这个理论认为,不论是把我们的生活看做是通向某个地方的一系列连续发生的事件,还是对我们自己讲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切,故事都是我们理解事物的主要方式。”[2]叙事既完整地记录了人类所走过的路程、所沿袭的生活方式,也有意无意地改变着人类及个体存在的时间和空间的感觉,并在这一过程中整合、梳理着人类生活的价值秩序。再者,在文学语境中,围绕着“叙事即是模仿”和“叙事即是虚构”历来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带来对叙事概念理解的诸多歧义。后经典叙事学理论沿用“叙事的无所不在”,消解了叙事“模仿”与“虚构”的对立,强调叙事贯穿于文学创作的全过程。作者、隐含作者、文本、读者在“叙事”这一点上统一于“文本”,文学创作的各个环节都体现出“讲故事”的特征[3]。既然叙事贯穿文学活动的全过程,那么文学批评活动也应贯穿其整个过程,参与到文本建构当中去。这样就打破了文本批评的封闭性,为文学批评提供更多的切入文本分析的视点,勾连起文学的形式分析与文学价值判断的桥梁。 第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伦理-政治为立论基础的文化、文学批评共同构成西方文学研究中“伦理转向”,伦理-叙事融汇形成新的文化批评体系。西方叙事伦理研究主要分三种类型:(1)人文修辞伦理学。认为叙事可以帮助塑造读者的情感、自我和生活观,发展其道德意识。诺斯鲍姆的责任说、维恩·布斯的“书即友”、亚当·桑查瑞·纽顿《叙事伦理》及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等观点和著作,是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成果。修辞伦理模式注重研究文本自身的形式与伦理意味的关联问题。(2)解构主义伦理与他者伦理。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伦理,强调他者、自我和世界的陌生,意义及价值的不确定性;保罗·德曼《阅读的寓言》对传统“语法”与“修辞”关系的质疑,直指西方形而上学根基的虚幻性,强调文学意义的不可“还原性”,意义总是被“延异”或者说意义本身就是成问题的;希利斯·米勒的“修辞性阅读”,认为批评本身即是文学的一种形式,承担伦理建构的责任。(3)政治伦理批评,将文化批评与形式主义结合起来,试图将传统人文伦理置换为新的价值观。如,女性主义伦理、后殖民伦理等,运用解构阅读方式,发掘元话语中的错误和矛盾之处,揭示文学艺术如何遮蔽历史而彰显另类的历史,尤其是创伤性的历史,体现出鲜明的政治性[4]。这些叙事伦理学研究在沟通话语的叙述与意义两个层面显示出文本批评的方法论意义。 第三,文学批评的思维形式问题。康德将人类的认识活动分为感性、知性到理性三个阶段。理性认识运用有机辨证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揭示客观事物本质规律,而达至人类认识的最高阶段。文学批评作为人类认识生活及自身的一种方式,在介入批评对象之前即已形成不同的流派与方法范式。换句话说,正因为各文学理论与批评流派依据各自学理建构的“观念”互有差异,而显示出批评与方法的差异性。比如,社会学批评方法,它在社会生活历史层面获取价值灵感,从感性介入文本直接过渡到理性的阐释,而忽略了语言符号这一文学构成的基本元素,使得批评激情有余而不能抵达文学的本真。叙事学文本研究,比如,形式主义理论,采用文本细读等方法,每一案例都能作到精致,但仅将文学拘囿于语言符号内解读,批评也只能停留在知性的水平。叙事伦理以“伦理”为情感价值维度,横向引入叙事学和历史主义方法,纵向强调批评贯穿文学批评的全过程,这就使得文本批评立足知性进而形成分析与归纳、具体与抽象结合的辨证性的思维态势,夯实并开阔了批评的学理基础和学术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