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文学研究各学科兴旺到了畸形膨胀的程度，每年生产出数以千计的专著和数以万计的论文，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大生产运动。 资源短缺而信息过剩的中国，需要这么多专著、论文吗？何况其中有一些是动用了由国民纳税和学生学费转化来的各种名目的科研经费才得以出版和发表的。 高校体制的职称制度、课题制度、评奖制度支撑着大生产，标准化、程序化、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鼓励着大生产，高校教师成为半职业化的论文生产者。那许许多多经过繁琐论证的重复课题，似乎都有意义，似乎都有价值，但谁能说得清意义和价值究竟何在？课题下的“研究”有一套可以熟练掌握操作的程序，能够源源不断地投入生产，而网络的广泛应用又为生产者提供着前所未有的便利。谈到近年来文学研究的状况，常有人使用“危机”、“困难”之类的词语。文学研究的危机来自“全球化”或其他什么“化”的挑战吗？其实它来自以文学研究为专业的人自身。 当文章被命名为“成果”，文学研究者更重视的是文章本身还是由文章连锁获得的各级职称各类奖项各种头衔以及所能换来的呈递加性的物质利益？当被评论被研究的作品被叫作“材料”，文学研究者还把阅读视作享受吗？在匆忙甚至无奈的生产过程中，文学研究者会感受到激动或者愉快吗？ 那么，文学研究者还热爱文学吗？还喜欢文学吗？还对文学怀有兴趣吗？ 在文学研究各学科畸形膨胀的今天，很多“成果”都是依靠运作产生，少有人读。不过，少有人读毕竟不等于完全没人读。文字不欺人。作者对于文学的态度——他对文学有没有兴趣、有多少兴趣——是能从文字中读出来的。 于是想起了李健吾。 李健吾的文学评论工作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止于50年代初，二十多年里只有以笔名刘西渭出版的《咀华集》（1936）和《咀华二集》（1942）。（注：刘西渭：《咀华集》、《咀华二集》，文化生活出版社分别于1936年和1942年出版。本文所引李健吾作品均出于《咀华集》、《咀华二集》。）这两本评论集都不厚，与如今的研究者相比，作为评论家的李健吾从“量”的角度说实在不足道。 李健吾不羡慕多产者。他深知文字经营的艰难，他作为参照的是：“福楼拜轻易不放他的作品出手，而往日中国文人，只有薄薄的一本交给子弟行世。”（《答〈鱼目集〉作者》） 据说现在的职称制度、评奖制度以及其他什么制度下，论文集比不上“专著”，而李健吾当年的《咀华集》、《咀华二集》甚至连论文集也算不上，收入其中的文章不合当今论文的规范。李健吾的评论文章属“轻性的论文”，没有长篇大论，没有搭起完整的框架，也没有罗列注释与参考书目。 “轻性的论文”是鲁迅使用的说法。将某类论文名之为“轻性”，因其篇幅、内容、写法区别于那种旁征博引、面面俱到的更正规、更合规范的论文。鲁迅做论文，从“重性”开始，如《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等，他写于20年代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当然更属“重性”。鲁迅也擅写“轻性”论文，如《〈一个人的受难〉序》（《南腔北调集》）、《〈草鞋脚〉小引》（《且介亭杂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且介亭杂文二集》）等。鲁迅深知论文写作“重”“轻”之间的甘苦，他曾感慨：“轻性的论文实在比做引经据典的论文难。”[1]（p.176） “轻性”论文之难在于因其“轻”而排拒空洞和空泛，因其“轻”而舍弃包罗万象的内容和环环相扣的论证。同时，也因其“轻”而向作者要求敏锐和机智，要求文字的灵动和见解的精警——如果缺少了这些看似过高的要求，“轻性”论文便当真“轻”下去，类似于中学生写的读后感了。 李健吾的《咀华集》、《咀华二集》提供了“轻性”论文的出色文本。 李健吾为文学评论和评论者悬出了极高的标准。他说：“一个批评家是学者和艺术家的化合，有颗创造的心灵运用死的知识。”（《〈咀华集〉跋》）他说：“批评同样是才分和人力的结晶”，“一个伟大的批评家抵得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答巴金先生的自白》）他说：“于是我们有了批评，一种独立的，自为完成的，犹如其他文学的部门，尊严的存在。”（《假如我是》）悬标极高的李健吾，其评论论文则出之以“轻性”。 对于李健吾，阅读和评论的过程成为生命体验的过程：“有一本书在他面前打开了。他重新经验作者的经验。和作者的经验相合无间，他便快乐；和作者的经验有所参差，他便痛苦。快乐，他分析自己的感受，更因自己的感受，体会到书的成就，于是他不由自己地赞美起来。痛苦，他分析自己的感受，更因自己的感受体会到自由便是在限制之中求得精神最高的活动。”（《答巴金先生的自白》） 李健吾描述了阅读与评论过程中“快乐”和“痛苦”的两极情绪，两极之间的丰富层次则难以详说。评论者身兼理解者和表达者双重身份。作为理解者，他有自己的“理解境况”，他须在参与化与间距化之间实现“视界融合”——“理解境况”、“视界融合”是伽达默尔使用的概念，李健吾当年拈来的词语则是“经验”“龃龉”和“参差”。他说：“作者的经验和书（表现）已然形成了一种龃龉，而批评者的经验和体会又自成一种龃龉，二者相间，进而做成一种不可挽救的参差。”（《答巴金先生的自白》）作为表达者，评论者有“他自己的存在”，“他有他不可动摇的立论的观点，他有他一以贯之的精神”。（《答巴金先生的自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