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3)03-0001-07 以悲剧精神去消解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主要任务。广大新时期作家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性批判意识，剥离了政治理想主义的神圣光环，还原了中国农民的真实精神状态，述说了知识分子所经受的心灵苦难，从而营造了新时期中国文学创作的空前繁荣。不过我们也应充分注意到一个十分奇特的文学现象，当知识分子作家在用质疑与诘问的眼光，去艺术地解构历史的荒谬性的同时，他们一方面超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而由衷地表现出了一种苦难意识，另一方面却又透过这种苦难意识而自觉地去为历史的荒谬性进行辩护；他们既承认知识分子个性独立意识的存在合理性，同时却又嘲讽和敌视知识分子的社会精英地位。新时期作家这种思想与情感的内在矛盾性，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政治意识形态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影响，更是在一定程度上生动地展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潜在的人格悲剧。 当新时期文学刚一拉开它的悲壮序幕，我们看到王蒙与张贤亮等人的作品就以知识分子的“苦难意识”，奠定了他们小说创作的悲剧主题。王蒙与张贤亮都是以知识分子作为作品文本的表现主体，并将主人公置放于极其恶劣的政治生存环境下，通过他们精神与肉体的痛苦磨难，来展示知识分子复杂而矛盾的思想境界。如王蒙的《布礼》、《蝴蝶》、《杂色》等一系列反映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作品，所着力强调的是苦难对于主人公思想品质的磨砺作用。《布礼》中的钟亦成，因写了一首小诗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去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但他不仅没有任何怨言，相反却乐观地认为：“体力劳动也正发挥着净化思想，再造灵魂的伟力。”这种肉体的折磨再加上施于他人格上的侮辱，使他坚定了“我们懂得了忧患和艰难，我们更懂得了战胜这种忧患和艰难的喜悦和价值”的人生信念。《蝴蝶》中的张思远有着和钟亦成一样落魄乡间的人生经历，但是对他而言，值得庆幸的是因政治迫害而使自己有了贴近土地和农民的机会，从此他可以将心魂永远留在偏远宁静的乡村。《杂色》中的曹千里骑着一匹杂色的马缓缓而行于漫无边际的草原上，回想着自己被磨平了的青春和梦想，对于下乡的岁月“他充满了由衷的谢忱。”与王蒙相比较，张贤亮作品所表述的苦难意识，则更具有现代革命的哲理性。他甚至引用了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中的“启示”作为《绿化树》的题记，其目的无外乎是为了要说明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必须“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之后，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他将自己的小说结集为“唯物启示录”，便颇有以一种“过来人”的优势心理，向人们述说着知识分子流放至农村后所获得的痛苦体验与思想升华。强调苦难的价值，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自己时代先锋地位失落后的一种心理自慰或情感补偿。从王蒙或张贤亮的早期作品中，我们能够感觉到他们对苦难的拼命辩护，已不仅仅是要安慰和缓解自己心灵所曾遭遇过的痛苦，而更是要维护他们曾经追求过的理想与信仰的正确性。诚如王蒙所说的那样：“党是我们的亲母亲，但是亲娘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也不记恨母亲。打完了，气会消的，会搂上孩子哭一场的。”（注：王蒙文集·布礼[Z].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苦难的代价使张思远成为了张部长，使章永璘获得了对党和国家的坚定信念，无论是王蒙还是张贤亮，他们似乎都想要告诉读者这样一个简单易懂的生活道理：苦难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财富，是他们通往政治仕途的必经之路。因此他们作品对于极“左”政治思潮的反思，虽然是极为深刻的；但他们所遵循的创作思路，却仍旧是知识分子必须“赎罪”的陈旧叙事模式。即：知识分子只有经过思想上的不断学习和改造，他们才能重返社会政治的权力中心。这正如蒋光慈的红色小说中的李杰（《咆哮了的土地》）必须以生命为代价来证明他对革命的忠诚，王曼英（《冲出云围的月亮》）必须饱受屈辱和蹂躏才能脱胎换骨一样，苦难是开启知识分子政治之路的钥匙。 然而疏离政治意识形态，于“庙堂”之外另辟“广场”，是“五四”以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所达成的一致共识。尤其是在“文革”这样的政治乌托邦的神话破灭之后，饱受苦难以求返回政治中心的传统思维模式，实际上已经很难引起知识分子的心灵共鸣。所以王蒙、张贤亮这一代作家，他们的创作思维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他们为苦难的价值而辩护，另一方面也对政治理想主义产生了怀疑。王蒙的《相见时难》，就是这样一部复调式的作品。小说以翁式含和蓝佩玉这两个人物的主观设置，来代表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并以他们二人思想见解上的尖锐冲突，来表现正统的理想主义价值观在物质大潮呼啸而来时所受到的巨大挑战。翁式含这个饱经苦难的老党员一开始就意识到：要与回国参加父亲追悼会的蓝佩玉相见，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20年前蓝佩玉在新中国即将建立之际狼狈地逃离了大陆，如今却以归国华侨的身份带着大笔的金钱回来。当她大谈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理想主义受挫、拜金主义泛滥时，使翁式含的坚定政治信仰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翁式含看来，像蓝佩玉这样的思想变节者和革命的“逃兵”，是根本没有资格对他和那些为了新中国的建立而流血牺牲的同志们的政治理想发难的。至于蓝佩玉说到人的物质利益追求的合理性，翁式含则更是用鄙视的语调回答说：“如果人们要的只是这些，那就根本不会有中国革命，不会有新中国，不会有中国人民自己生活的意义和使命。”尽管在小说的结尾处，作者仍不忘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的古训，来诠释或抚慰翁式含政治理想与革命信念的崇高感，但不可否认的是，蓝佩玉出现后所构成的严重挑战，作者并没有让翁式含从正面去做出反击和回应。因为就连他自己也不能解决理想主义受挫以后，人们将如何去解决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的实际问题。翁式含的铮铮铁骨似乎压倒了只会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小姐蓝佩玉，但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缠绕着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困惑：物质生活的贫困，是否光凭着理想信念便能解决？政治理想主义的巨大挫折，人们坚信的根据又在哪里？这些困扰着现代中国人的思想疑问，同样也是造成翁、蓝二人“相见时难”的真正原因。王蒙的小说在二人的对话中竭力突出翁式含的人格优势，但是这种对话形式设置的本身，却无疑又是对翁式含那种虚弱信仰的无情解构。张贤亮的小说文本，同样也存在着这样的内在矛盾与相互解构。无论张贤亮怎样解释章永璘在马缨花的家里是如何填饱了肚子，又如何经过认真阅读《资本论》而得到了思想上的升华，并由此而坚定了他对党和国家的坚定信念，最终踏上了通往人民大会堂的那条红地毯；也无论作者怎样去描写章永璘不沉溺于情欲，不贪恋于舒适的小日子，以一种重新创造和被激发出的男人的尊严离开了黄香久，然而这些所谓的思想闪光之处都显得有些虚伪而矫情，远远不及小说中活生生的人，是如何在“食”和“欲”这两大本能需要促使下的躁动与挣扎来得真切。《绿化树》中的章永璘在饥饿的折磨下，像狼孩一样以食物为生存目标，他谄媚、讨好、妒忌，耍尽各种各样的小聪明以便获取稀粥、稗子面馍馍、黄萝卜，甚至浆糊等一切能吃的东西。然而在肚子稍微饱一点的平静夜晚，他又禁不住审视了自己的卑鄙无耻和不择手段，而产生心灵的颤栗和自我诅咒：“可怕的不是堕落，而是堕落的时候非常的清醒”。人在基本生存条件缺乏的饥饿状态中，所具有的疯狂性使人的精神人格一次又一次地分裂，而作品关于这种精神与肉体痛苦体验的真切细致描绘，足以颠覆任何以苦难为凭借向政治理念升华的崇高主题。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章永璘面对一律秃头、粗布衣服、表情呆板粗野，丧失了任何异性美好吸引力的女犯们，禁不住干呕，甚至失去了生的勇气。窥见黄香久裸浴的美妙肉体的一瞬间，他被激发出强烈的情欲和想入非非的幻觉，这种躁动的、失去理性控制的欲望，恰恰证明了真实的人性存在，也展示了正常要求不能满足而使人的生理与心理发生畸形、病变的残酷。无论怎样去强调苦难的价值，也不及苦难的体验过程那么惊心动魄。所以张贤亮这类小说的最大社会意义，并不在于它告诉了读者经受苦难究竟能够修成何种正果，而在于它真切地展现了人性在苦难的压力之下所承受的折磨与痛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