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09)06-0643-06 文论界将60年来的文学与政治论争概括为三个阶段：政治化阶段（1940年代到1970年代末）、去政治化阶段（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再政治化阶段（1990年代以来），尽管相关研究成果斐然，但如何深入到各个阶段中去寻找内在的发展脉络与肌理，却不够充分。本文以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即通常所说的“新时期初”有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去政治化”的过程及叙述策略，为建构新的文学政治学提供一定的思想启示。 从“拨乱”到“反正”：肯定艺术特征 新时期初在认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首先经历了批判“四人帮”的“拨乱”而未“反正”的过程，紧接着出现的“为文艺正名”才是真正的“反正”，初步确认了文学的艺术特征，奠定了“去政治化”的第一块基石，为摆脱文学对于政治的依附提供了最初的理论说明。 有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述， “文革”前形成了这样的观点：文艺必须服从政治，这是不可怀疑的历史规律与正确结论。许怀中在1962年以“最辩证、最彻底地解决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为标题论述毛泽东的《讲话》，指出：“‘五四’运动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前的二十三年间，由于进步的、革命的文艺理论家和作家的努力，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问题的探索，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做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到了毛主席《讲话》发表，这个问题就得到了真正的彻底的解决。”[1]许怀中虽然也主张“不能以艺术挤掉政治，也不能以政治代替艺术”，要反对“艺术即政治”、“政治即艺术”，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附属地位决定了它的基本特性与功能是为政治服务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里所使用的“最辩证、最彻底”词语，宣示这个问题的争论已经结束，只要按照这样的理论去办就万事大吉了。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批判“四人帮”的文学控制成为一件大事。但客观地讲，人们维护的仍然是原有的文学政治观。如林思草既驳斥“四人帮”的论调，又维护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全盘肯定《讲话》的结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第一，文艺从属于政治，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与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第二，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都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他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真正懂得怎样利用文艺武器为本阶级的政治服务”。[2]这篇文章，仍然沿用齿轮、螺丝钉、工具、武器、战线、服务等概念来定性文艺，与“文革”前的理论观点没有丝毫差别。这是“拨乱”而未“反正”，拨“四人帮”借“文学为政治服务”所造成的“乱”象，可又回到“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原命题，维护它的正当性。 “为文艺正名”的提出，才是正本清源的开始。1979年《上海文学》发表编辑部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3]将长期以来文学创作中的公式化与概念化的主因归结为“作者忽略了文学艺术自身的特征”，才信奉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是新时期文论中第一次明确强调文学艺术要有“自身特征”，反映了潜在的要自律的意识。这是真正的“拨乱反正”，“拨乱”不仅仅是拨“四人帮”将文艺作为阶级斗争工具之乱，而且也是拨一切将文艺作为阶级斗争工具之乱。 “反正”要“反”到“文学艺术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它用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去反映社会生活”。 《正名》对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的否定是坚定的，公开声称它是一个“不科学的口号”： 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提法，如果仅仅限制在指某一部分文艺作品（对象）所具有的某一种社会功能这个范围内，那么，它是合理的。如果把对象扩大，说全部文艺作品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文艺作品的全部功能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那么，原来合理就变成了歪理。“四人帮”的鬼把戏正在于：他们把一部分文艺作品所具有的某一种社会功能——“阶级斗争工具”，作为全部文艺的唯一功能来加以宣扬，从而把“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歪曲成了文艺的定义和全部本质，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文学艺术的特征。 《正名》一文关于文艺与真善美的分析，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是对过去扩大文学与政治关系论述领域思维习惯的限制与收缩。《正名》认为文艺要追求三种价值：“解决为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主要是为了求得真的价值；解决政治的关系，主要是求得善的价值。在真和善的基础上，还要解决内容和形式关系，这是为了求得美的价值。”既然认为真、善、美各司其职，那么，文学与政治的关联只是文学的一种价值，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将其放大作为文艺的基本属性加以确认了。文艺是阶级的工具说，本来是以偏概全的，当然就不科学了。《正名》提出“用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去反映社会生活”，在“艺术形象”之前再突出“审美”的制约作用，已经在不自觉中将文学的性质与审美直接相关联，这对于过去只从政治的角度来观察文学，是一次开拓。文学是政治的与文学是审美的，尽管不是两个无法关联的话题，但是以谁为主，仍然体现了对于文学本质的不同认识。当然，《正名》一文还没有对“审美”的内涵进行清晰界定，这还带有新时期初人们在认识文学审美本质时的过渡色彩，还比较粗糙。这要等到后起的主体论、心理批评与形式主义文论的引进与实践，才能获得更好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