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思想把批判和超越形而上学作为自己的基本使命，这使任何有关本体论的话题似乎都显得不合时宜了，因为形而上学的核心形态一直就是本体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同时也是对本体论的批判。在这一语境中来谈论文学本体论，势必面临众多的理论难题。 当代思想何以始终执著于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这主要是因为形而上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无法使存在的意义得到本源性的把握。按照德里达的概括，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是惯于为世界设立一个本源或曰“终极能指”，这个本源可以是理念、始基、实体、上帝，等等。由这个本源出发，形而上学设定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范畴，如在场／不在场、精神／物质、主体／客体、能指／所指、理智／情感、本质／现象，等等，其中一方总是被看做本源性和支配性的，另一方则被看做前者的衍生物。正是由于形而上学具有这种二元论的特征，因此它在建构本体论学说的时候，总是不可避免地把存在(on)的首要意义说成是本体（ousia，又译为实体、本是，等等），也就是把存在本身当成了某种最高的存在者，而这种最高的存在者作为一种超验的实体，既无法成为人类经验的实在对象，也是人类的知性（概念化）语言所无法言说的，因此存在的意义就变得无法把握，本体论也就无法建立起来了。康德就从物自体与现象界的二元对立出发，认为人类的知性概念只能把握现象，物自体是不可知的，因此普遍有效的形而上学知识体系是无法建立起来的，这无异于否定了本体论的可能性。而在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分析哲学家看来，诸如存在的意义这样的问题其实是无法言说的，正确的态度只能是保持沉默。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当代思想基本上放弃了建构那种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体系的雄心，从而进入了后形而上学思想的时代。 那么，在后形而上学的思想语境中，本体论哲学是否还有存在的可能呢？如果我们像传统哲学那样，把本体论看作对于本体或者最高实体的追问，那么本体论在当代确乎已经不再可能了，因为这种追问必然使我们重新陷入形而上学的窠臼之中。问题在于，本体论本身研究的乃是存在问题而不是本体问题，把本体论的研究对象当作本体，乃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产物。从词源学上来看，古希腊语中表示存在的语词主要有两个：physis（一般译为“自然”）和eimi（一般译为“存在”或“是”），其中前者的词根bhu（又作bhy、phy）乃是古希腊语中最重要的词根，表示存在的时间特征，指的是万事万物的产生、生长和显现过程；后者的词根es则仅次于bhu，表示那种永恒不变的存在，指的是万事万物中恒定不变的东西。人们通常把古希腊的早期思想称作自然哲学(physiology)，然而从词源学上来看，这恰恰是本来意义上的本体论或存在哲学。存在哲学之所以会从自然哲学(physiology)演变成本体论(ontology)，恰恰是由于形而上学的产生所导致的。这个过程开始于巴门尼德而终于亚里士多德。巴门尼德用eimi及其变化形态on取代了physis，这就使哲学从对事物的动态生成过程的研究转向了对于永恒不变的本原或原因的追问。一旦完成了这一转换，以本体来取代存在就成为必然，因为本体(ousia)指的正是事物内部不变的实体或载体。因此，当亚里士多德明确宣称存在(on)的首要含义乃是本体的时候，便意味着形而上学对本体论的改造已经完成。据此我们认为，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所否定的只是那种以永恒不变的最高实体为研究对象的本体论（以ousiology为中心的ontology），并没有也不可能否定那种以事物的生成和显现过程为研究对象的本体论(physiology)。如果我们重新恢复本体论这一被形而上学所遮蔽了的基本内涵，那么它在后形而上学的语境中必然能够获得重生。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使存在的意义得到本源性的把握，而不至于像形而上学那样以本体来取代存在，从而将其意义遮蔽起来呢？笔者以为关键在于我们能否确立一种非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不会把存在分解为永恒不变的本体与随时间变化的现象，并且进而把生成和现象作为存在的现象特征加以否定。在这方面，现代哲学已经进行了深入而持久的探索，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事实上，以康德为起点的德国古典哲学所倡导的辨证思维的方法，本身就是克服形而上学的一种有效途径，因为它主张本质与现象、物质与精神等范畴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认为它们可以在矛盾运动中获得统一，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存在的时间特征。不过，近代的辩证法把矛盾本身看做一种客观的存在，显然又把二元论本身当成了自己的方法论前提，因而对形而上学的克服仍旧是不彻底的。马克思把实践看作各种范畴发生分化并最终获得统一的本体论前提，实际上预示了一种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惜乎他仍旧局限于近代哲学的范畴体系，因而未能使这种思维方式真正得以彰显。此后，现代哲学把探究某种非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当成了自己的核心使命，并由此形成了两大哲学传统：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论哲学，以狄尔泰、席美尔、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以及胡塞尔的现象学等，提出了直观高于知性的观点，认为直观或者直觉才是把握真理的主导方式，从而形成了直观主义传统；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则把理解和领悟看作把握存在意义的本源性方式，从而形成了现代解释学传统。这两大传统尽管存在许多内在的差异，但其共同特点都在于试图寻找到某种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浑然未分的思想状态，从而使存在的意义得到本源性的把握。这种本源性的思想追求正是我们在后形而上学视野中重建本体论的唯一途径，因为它既克服了形而上学的二元论特征，又不至于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完全丧失思想建构的能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活动恰恰具有了突出的本体论意义，因为它正是存在的意义得以显现的一种本源性方式。在以往的思想史当中，文学活动的本体论意义一贯受到忽视和否定，因为传统思想把本体论的研究对象看作永恒不变的本体，这种本体只有通过理性活动才能加以把握，文学活动则具有明显的感性特征，因而人们认为存在的意义在文学活动中无法得到显现。柏拉图正是因此而否定了文学活动的真理性，并把诗人逐出了自己的理想国。此后的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等尽管曾为文学的真理性进行过持久的辩护，但由于他们仍旧坚持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因而始终无法从根本上推翻柏拉图的这一信条。从后形而上学的视野来看，文学活动的本体论意义则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因为文学活动恰恰具有一种本源性的特征，这使其从根本上避免了理性与感性、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因而成了存在的意义得以显现的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