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I1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9)01-0157-08 在宋至晚清的宋诗选本中，理学家诗占据一席之地，但在现代的宋诗选本中，理学家诗却大规模消失了，这一诗学现象值得深思。作为现代学人的钱锺书对理学家诗的意见无疑对思考此现象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20世纪宋诗接受史上，钱锺书的宋诗研究举足轻重，其诸多论断构成了现代宋诗研究范式得以成立的前提，具有典范性意义。钱锺书在不同时期对很多宋代诗人与流派有过评论，学界多有研究，但钱锺书有关理学家诗(理学诗)的意见却鲜为研究者关注。鉴于此，本文拟以钱锺书的论述为中心，对此问题探赜索隐展开讨论。 1958年《宋诗选注》(以下称《选注》)的出版，是现代宋诗接受史上的重要事件。当然，在此选本流传与接受的过程中，对宋诗之“偏见”亦随之产生。正如钱氏所云：“假如我们不能怀挟偏见，随时随地必须得客观公正、正经严肃，那就像造物只有客厅，没有卧室，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镜子还得做出摄影机头前的姿态。”[1]那么，钱锺书选注宋诗是否也“怀挟偏见”呢？我们发现，这个在特殊时期诞生的宋诗选本其实是“暗藏玄机”的，虽如钱氏事后追记，碍于“某种处境”，《选注》显得“晦昧朦胧”，不够“爽朗”，但其个人对宋诗的“衷心嗜好”似乎并未因“适应气候”而全然隐藏起来[2]447-479。他对理学家诗的评价即是例证之一。 《选注》1958年出版时，选诗81家，共296题，384首诗；1963年再版时，选目有所改动，删一家，存80家，保留290题诗，共370首。此选目沿用至今，入选之诗大部分为近体，除去“适应气候”者，其余多为“描写个人生活意境和流连光景的作品”[3]。梁昆在1938年出版的《宋诗派别论》中以“派别”论宋诗，将宋诗分为香山派、晚唐派、西昆派、昌黎派、荆公派、东坡派、江西派、四灵派、江湖派、理学派、晚宋派等十一派。且不说如此分派是否周全合理，若以梁氏所分“派别”对照《选注》，会发现钱氏选诗的“偏见”与“派别”意识还是很明显的。具体而言，在《选注》中颇能代表宋诗特色、影响甚大的江西派诗入选率不高，且钱氏对之多有批评，对西昆、香山等派的态度亦如此。在宋诗的版图上，这些诗派显然有其独特的诗学价值。对比鲜明的是，南宋形成的江湖派则更受青睐，钱锺书似乎视它们为纠谬江西、晚唐两派弊病而论之的，《选注》的下半部分，地盘几乎全给江湖派占了，此现象耐人寻味，大概是因为江湖派诗热衷于“描写个人生活意境和流连光景”吧。较之西昆、江西等派，在宋代儒学兴起背景下产生的理学诗派更不受待见，《选注》留给他们的空间极其有限。如此一来，宋诗之丰富性非但没有在这个流传广远的选本中体现出来，反而无形中给人以理学家无诗的印象。梁崑认为：“宋代学术于文化史中最占要位者，非文词，亦非诗赋，而惟道学，亦名理学，起自周濂溪、邵康节，盛于程明道、程尹川，集大成于朱晦翁。晦翁以降，理学弥漫天下，举凡文学、政治，无不有理学思想为其背影，而成理学之政治，理学之文学。夫诗乃文学之一偏，故宋理学家亦独有其理学诗体。”[4]以钱氏之博闻多识，他不可能对此蝉联两百多年而不断的理学视而不见。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致使钱锺书对理学家诗“冷漠无情”？他是有意为之吗？不妨从《选注》刘子翚小传谈起。 刘子翚(1101-1147)，福建人，南宋理学家，精于易学，朱熹尝从其学，著有《屏山集》，他是唯一的一位进入《选注》的理学家，较之朱熹等人，刘的声名并不显著，在理学史上影响也有限，钱锺书为何偏偏关注他呢？他在刘氏小传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同时也对理学家诗进行了评价。钱氏认为，刘子翚虽是道学家，但却是“诗人里的一位道学家，并非只在道学家里充个诗人。他沾染‘讲义语录’的习气最少，就是讲心理学伦理学的时候，也能够用鲜明的比喻，使抽象的东西有了形象”，他的诗“风格明朗豪爽，尤其是那些愤慨国事的作品”[2]246，进入《选注》的《江上》《策杖》《汴京纪事》诸诗之风格即如其所论。由此可见，钱锺书首先视刘氏为诗人而非理学家，是否沾染“讲义语录”习气是刘诗进入《选注》的关键。也就是说，“讲义语录”之习气阻挡了理学家诗进入《选注》，沾染此习气的诗，在钱氏眼里不是好诗，甚至不能以诗称之。首先，这些道学家持“作文害道”的观念，存在着贬抑“文学”之嫌，这不公平。其次，即便道学家作诗，也大多借此“来讲道学”、哲学、史学以至天文、水利[2]39，非但容不得“闲言语”[2]244-245，也对形式整齐的诗律造成破坏，钱氏认为这样的诗为道学诗，与“讲义语录”无异，是还未摆脱押韵牵累的散文[2]7。在此基础上，他在《选注》序言里进一步发挥，指出爱讲道理、发议论是宋诗的一大缺陷，此风气借助“宋代‘理学’或‘道学’的兴盛”得以“普遍流播”，影响了很多诗人，包括江西派诗人群体、黄庭坚等人就写了些“讲义语录之押韵者”[2]245。因此，钱氏选注宋诗的主要标准就是“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也不选”[2]20，这显然是为理学派与江西派量身订做的。 非但如此，钱锺书还将理学与南宋灭亡联系在一起。在注解乐雷发《乌乌歌》时，他认为南宋的道学兴盛犹如魏晋之崇尚老庄“清谈”，清谈导致“神州陆沉”，高论性理的道学也可以“误国祸世”[2]444-445。钱氏所论是否与史相合，是否合乎情理暂且不论，我们更想追问的是，彼时他对理学家诗的评价是他真实的想法吗？毕竟他要顾忌“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以“适应气候”而自保[4]479，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小心翼翼选出的刘子翚的那几首诗，确实既适应了气候，又保留了自己的“嗜好”——《汴京纪事》体现了爱国主义，《江上》《策杖》具有“江湖味”，回避了“反映论”，是描写“个人生活意境与流连光景”之作。既然如此麻烦，一个理学家都不选岂不轻松？或许他想借助理学史上影响甚微的刘子翚表达他对理学家诗的真实感受，而不仅仅是为了“适应气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