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文艺研究 四、文学是人学 新时期文学以来，随着政治上思想上对人的重新发现，随着人性、人情、人道主义成为文学的主要表现内容，“文学是人学”一度成为一个虽有争议、但毕竟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之一，成为一个颇富政治色彩的文学观念。一方面，由政治上文化上对人的尊严、自由、权利的重视，必然涉及到对文学独立、尊严的重视，这种重视，是后来“文学本体论”、“形式本体论”得以提出的重要的思想基础。只不过，很少有人意识到：文学的尊严，是在政治需要强调人的尊严等人道主义思潮以纠正无视人的极左路线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就使得文学在中国的独立与否，在根柢上还是取决于政治的态度，这与人的独立与否的形态是一样的。另一方面，“文学是人学”之所以主要是从“表现内容”上去领会和理解的，这主要取决于人们对以往文学“以神代人”的反感，这样，人性、人情，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在伤痕、反思、改革文学中大量出现，为“文学是人学”提供了最好的创作性支撑，并制约着人们对“文学是人学”的基本理解方式。只不过这样一种理解，离“文学是人学”的更为深广的含义，还有一定的距离。因为“人学”如果只是一个“写人”的含义，一旦这一目的达到，便很可能预示着“文学是人学”的终结。事实上，这样的结局已经发生。 后来，也有人试图从哲学的层面，阐释“文学是人学”的反异化、反规范含义，阐释这种反规范在人类历史上的四种基本形态，即原始人道主义，中世纪的上帝主义，近代的人道主义和现代主义[①a]。这就把“人学”的含义提升到人的“自由”的高度，不仅中世纪相对于原始人道主义，现代主义超越近代人道主义是这种自由的体现，而且，人类历史如果是通过工业文明逐渐异化的过程，文学就充当了通过反异化来实现自我回归这一人本使命。“人的解放”由此不仅获得了政治上“把人当成人”的性质，而且在文化上获得了把“人当作自由”，因而可以超越“把人当成人”的含义。现代主义作家笔下所谓“渺小的人”，正是在此意义上获得了超越近代人道主义的肯定含义。人在哲学层面上可被作为西方式的多种理解，无疑丰富了新时期文学对人的表现内容，出现了所谓中国式的现代派和后现代等类型的作品——残雪、马原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就是明证。 “人学”作为命题的提出，当然还含有人的全部生活内容的意味。自然科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伦理学等也研究人，但只是从自身学科的视角对人进行某一方面的切入，因此只能称为“人的××学”。而文学在展示人的过程中，由于要涉及到上述各种学科所触及到的内容，所以文学视角中的“人”就带有一种全方位性、多层次性，只不过文学涉及到多种内容，与文学用什么方式表现这些内容应该是两回事。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理论界一直对“人学”的提法有歧义，即：文学的表达方式囿于其情感性和形象性，也只能是某一个角度对人的切入，文学在切入中涉及到上述各学科的内容，并不能作为文学自身的规定。就像文学需要知识的装备，但知识并不等于文学一样，如果“人学”的确切含义只能是“人的文学”，事实上也就没有一种学科可以充当研究全部的人的职责——即便哲学，也只能是在人的本体论、认识论抑或价值论方面进行研究，不能也不敢称哲学就是“人学”。如果迄今为止，在严格的意义上不可能有一个“人学”的学科存在，“文学是人学”的提法可能就会因其大而无当性而显出局限。 确实，“文学是人学”的最大功绩，可能就是将文学从写“神”回归到写“人”。但“神”由于还是人写的，或者说体现出人的圣性追求，又会使写“神”就不是“人学”的判断显得过于简单。这就要对“文学是人学”进行一种限定，即：这是一个写作对象的范畴，而不是一个写作者的范畴。将人作为写作对象并且按人的全部生命需求来写，其好处在于会使创作充满了人性意味、人的生命气息和各种人的主题，使有关人的描写内容得以无限拓展，以致使有的学者在谈到新时期文学的精神时只以“人的发现”[①b]为其主旨。这种景况当然首先来自于新时期文学开始之时存在着“人的匮乏”的政治背景，其次则来自于文学自觉地意识到这种匮乏给文学带来的危害、贫困，这就使“文学是人学”的提出首先成为一个时代性命题。从时代的需求视角提出文学命题，在中国这样的文化语境下本无可非议，问题是，时代的需求一旦满足，文学写“人”一旦成为一个无可阻碍的基本事实，“文学是人学”自然就会失去其巨大的感召力。本来，任何时代的文学均离不开写人，在文以载道状况下，在艺术即摹仿、艺术即表现的文学观下，甚至只要有人类在，文学总离不开写“人”。但“人学”的提出则使得常态下的写人和表现人，赋予了一种特定的以人为中心，将人作为人来写的人道主义内涵，成为一个刻意提出的、在一定的思想观念支配下的文学命题，成为一个不仅仅是写人，而且是如何写人的命题。一旦人道主义成为一个基本现实，“文学是人学”就可能会有过时之感，高尔基和我国的钱谷融先生均是在一种不尊重人的社会状况下提出这个命题，并获得一种文学以外的社会效应，缘由大概在于此。今天来看，这就使得这个命题不能成为一个比较纯粹的、永远具有生命力的文学性命题，并且不能和“摹仿、表现、形式”等文学观并列。或者说，“文学是人学”的时效，取决于“人之成为人”的是否实现。 因为“文学是人学”的重点在于突出“人”，于是，在人道主义意义上大写的“人”走到前台时，文学反倒退隐到幕后去了。或者说，文学在摆脱为政治服务时，又蹈入为“人”服务的工具性窠臼，其结果，受损的依然还是文学自身。这种状况首先体现为：新时期文学产生过大量写人性、人情、人欲的作品，但这些作品是否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生命力，却依然是一个疑问。不用说《人啊，人》这样明显的观念化作品，即便《人生》、《人到中年》、《橡皮人》等作品，也存在一个对人的思索、焦虑等现实内容大于作品的形式和意味空间的问题。对人的尊严的急切呼唤，更是使《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这样的作品，未能超越一种单纯的反封建主题，未能走向人类批判。时代对人的呼唤使这类文学获得强有力的现实效应，也同样使这类文学失去了一种对人进行形而上体验的秉性，而不能产生历史效应。指望新时期文学中出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样的作品是虚妄的，因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已差不多成为新时期作家的共识。对“人”一致的认识和理解，是新时期相当一部分作品在观念上雷同、重复的原因，当然也就不太可能出现艺术内涵和形式上的“发现和创造”。通过对人的呼唤，作家行使了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但也失去了把这种呼唤转换为文学上的创造的权利。一个作家，在此便仅成为一个用形象说话的人，除此之外，在实现人的最高秉性——创造性上，作家并不比常人具备多少优越性。除了中国作家自身的天然素质外，我想，“文学是人学”的现实感召力，至少不完全是一种文学性的诱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