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05)01-085-06 一、问题报告文学的形成与发展 问题报告文学的形成有一个历史渐进的过程，它是报告文学文体自身与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大致说来，它的发展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 1.1986年前，以刘宾雁为代表，是问题报告文学的酝酿与萌生期。 新时期开始后，刘宾雁率先以《人妖之间》等作品，重新恢复和确立了报告文学被中断了多年的战斗传统，同时也开了问题报告文学的先河。他从1979至1985年前后的作品，内容包括揭示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的不幸遭遇、呼吁为他们落实政策和反映改革者不畏艰险、开拓前进的事迹等方面，但最集中、突出，影响也最大的是揭露、批判林彪、“四人帮”和极左政治给我们党和国家所带来的灾难——尤其是对党组织和党风的严重破坏。在艺术形式上，刘宾雁运用得最多的是“一人一事”式，即通过典型的中心人物与事例来对现实政治进行干预。但他同时也不限于“一人一事”而表现出“宏观综合”的倾向。如《好人啊，你不该这样软弱》“运用了众多的素材，既具体地描述了七、八个人的若干事例，又引用了不少数据和概况，通过正反各方面的材料，向我们提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受压抑的善良的人们应该依靠民主和法制向坏人坏事做斗争，而不要委曲求全、逆来顺受”；《关于报告的报告》“更是运用了不少原始材料：信件、新闻以及对若干事例的概述，提出和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正确理解和真正发挥报告文学的社会作用”。[1]不仅如此，刘宾雁还在题材、主题和方法等方面对问题报告文学进行了提倡。因此，无论从创作到理论，还是从内容到形式，刘宾雁都可以说是问题报告文学的先驱。然而，由于当时的时代主题是“团结一致朝前看”，人们对改革的前景过于乐观，社会的各种问题与矛盾还未完全、深刻暴露和表现，因而刘宾雁的探索显得有些“前卫”而孤独，因而也还未应者云集，形成热流。 2.从1986至1989年，以苏晓康为首领，以赵瑜、麦天枢、钱钢、胡平、张胜友、贾鲁生和徐刚等人为骨干，是问题报告文学的形成与兴盛期。 从1985年开始，报告文学中已有较多作品集中探讨婚姻、家庭与性爱等方面的问题，如李宏林的《八十年代离婚案》、洪天国的《凋谢的鲜花》、蒋巍的《人生环行道》、谢致红、黄江的《荒滩桑小做蚕难》、张西庭、贾鲁生的《花环与锁链》和柳明的婚姻、家庭系列等。此外还有理由的《倾斜的足球场》和郭慎娟的《知识的罪与罚》等也有一定影响。但它们或思想力度不够，或表现手法不新，都还未对文坛产生震动。真正引起轰动、对文坛和社会产生冲击力的是1986年出现的《唐山大地震》这部作品和苏晓康这个作家，因而评论界将此概括为“大地震”热和“苏晓康年”[2]。《唐山大地震》的意义在于：第一，在题材的拓展上，它开了写“冰冻新闻”的先例，此后的《南京大屠杀》、《志愿军战俘记事》和《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等历史反思型作品无不受其启发和影响；第二，在方法的革新上，它将李延国《在这片国土上》以来的“全景式”、“集合式”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统计学等方法相结合，发展为新的“大而全”式的写作方式。它与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等作品一道，共同形成了问题报告文学最具“革命”性的文体特征：宏观综合与学术性。苏晓康的创作除文体上的这一特征外，其内容可分为两类：一是以批判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为基础，热情呼唤“法治”，如《洪荒启示录》、《自由备忘录》等；二是“在大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站在哲学、历史的高度观照和思考当代现实生活，广泛占有和综合材料，作出深刻的社会研究。”[3]如《阴阳大裂变》、《神圣忧思录》、《最后的古都》和《活狱》等。 从这里，我们可明显看到苏晓康对刘宾雁的继承与发展。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刘宾雁是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剖析法律尊严如何经由某些吃政治饭的人而被践踏和凌辱的，所写往往是一人一事，具有很强的‘现时性’；苏晓康则更多到传统文化、民族心理中挖掘它们存在的土壤，有很强的‘深广性’。刘宾雁更多从历次政治运动和社会的进程中去揭示历史的隐患和政治内在的不成熟，时刻提醒人们正面临的深刻危机。他的忧患是作为一个激动的斗士形象表现出来的，并且直逼政治；而苏晓康则取道法律学、社会学、哲学来反观政治，激情在这里已变为冷静，忧患几乎模糊了他应该是金刚怒目的仗义者的脸庞。”[4]正是因为这种“苏晓康模式”从内容到形式都极富“先锋”性与“革命”性，因而它极大限度地顺应了改革深化时期的时代要求，迎合了知识分子和读者们参政议政与探讨问题的需要。而报告文学作家与读者的这种双向互动，就共同促成了问题报告文学流派与热潮的形成。首先，在1986年以后，以苏晓康为首领，很快形成了一个问题报告文学作家群体，其骨干有赵瑜、麦天枢、胡平、张胜友和徐刚等。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相互学习、交流、探讨、激励，表现出大致相同的审美追求与艺术风格。其次，在以上骨干作家的周围，还聚集着众多的新老作家。他们受苏晓康和《唐山大地震》等作品的影响，分别以各自的作品或扩展、或补充、或深化、或重复着报告文学代表作家们所开辟的题材和主题，从而使问题报告文学创作形成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局面。 3.90年代以后，以胡平、徐刚、卢跃刚、赵瑜、黄传会、陈桂棣、邢军纪和何建明等人为代表，是问题报告文学的发展与变革期。 问题报告文学至1988和1989年上半年，因达到巅峰和临界状态而面临全面危机。因而，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它在与时代政治的激烈冲突中终于疲软下来，开始冷静反思和理智调整。其结果是一分为“三”：一是“苏晓康模式”并未因其主将“落马”而偃旗息鼓，相反，它作为报告文学家族的新成员，已牢牢站稳脚跟并继续向纵深发展。这方面的代表作家有胡子、徐刚、马役军和吴海民等。二是更多的作家顺应“在多样化中突出主旋律”的时代要求与遵循“文学是人学”的内在规律，将批判与歌颂、说理与写人、多样化与主旋律、探讨问题与展示希望相融合，表现出新的文体观念与审美追求。这方面的代表作家有卢跃刚、赵瑜、黄传会、陈桂棣、邢军纪、何建明和梅洁等。三是问题报告文学中反思历史的倾向越来越强，其作品也越来越集中、厚重，终于分化出新的流派与品类：“史志性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这方面的代表作家有麦天枢、曾凡华、邓贤、冷梦、程童一、张建伟、李鸣生和徐剑等。[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