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世纪最后十年里，后现代主义一再被用来描述某种思想范式、时尚风格或学术方法。被约集于这一名称之下的现象斑驳陆离，对其名称本身的溯源与界定也是五花八门。这引起了笔者对这一课题的兴趣，随即着手对其中的代表人物，法国当代重要的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9-)进行个案研究，以获得一些管窥之见，也算是研究后现代主义这个庞杂问题的一个切入点。 利奥塔于1979年发表题为《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并在该书最后部分回答了什么是后现代艺术这个问题。由于该书的影响，他被视为后现代哲学家的主要代表人物。 利奥塔对后现代主义的阐述与众不同。他从考察当代知识形态入手，指出存在着遵循不同原则的各种知识类型（如科学、艺术、道德），强调不同知识之间的异质性，强调各种知识原则之间不可通约，由此否定将全部知识统合于某一共同原则之下的做法。他认为，德国思辨哲学便是将知识全部统合在绝对精神之下。例如，黑格尔将人类的全部知识都置于绝对精神的运行过程中。通过不断的扬弃，绝对精神不断向上攀升，各门知识的价值由它们在绝对精神发展进程中的位置所决定。科学知识受自身之外的原则支配，或者说从自身之外的话语（哲学话语）中获得自身的合理性，这样的理论体系就是利奥塔所说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利奥塔认为，还有一种元叙事体系是法国的启蒙主义。法国启蒙主义主张科学知识应与政治理想联盟，只不过它依靠的不是绝对精神，而是寄希望于受良好教育的国民来实现知识与理想的统一，因此特别强调对国民的启蒙与教育。 那么，所谓后现代主义，利奥塔认为，就是异质性向元叙事的挑战，就是元叙事在当代知识状态下的危机。所谓异质性，利奥塔指的是各种知识之间在原则上的根本差异。他认为，科学知识以“真”为原则，但除了真的原则之外，我们还有善、美、愉悦等原则，真的原则不能替代其它原则，也就是说，认知上的“真”不能保证实现社会伦理的“善”。在此意义上，利奥塔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s)概念，指出人类知识的实际状况是多种不同语言游戏并存，它们各自遵循自己的游戏规则，相互之间无法替代，规则之间无法通约。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利奥塔考察了艺术活动的原则，回答了什么是后现代艺术这个问题。 说到后现代主义艺术，一些流行的见解认为后现代艺术追求大众化和商业成功，它放弃崇高，追求单纯的愉悦感；后现代艺术常常采用杂揉与拼接的手法，以表达自我、主体、本质的消解；还有，后现代艺术充满了平面感，在深度被消解后，后现代艺术已不需要解释，它只要求体验作品本身；而随着现代工业技术和批量生产的长驱直入，“复制”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主题之一，等等。利奥塔对后现代主义艺术的界定不是描述性地谈论后现代艺术的种种特征，而是试图借助于他的后现代哲学，揭示后现代艺术的实质。 他说，后现代艺术就是“用表现本身展示不可表现性(puts forward the unpresentable in presentation itself）”。（注：J-F.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1984，第81页。）围绕着这个界定，他重新阐释了康德的崇高美学和先锋派艺术的意义。对很多读者而言，利奥塔的论述比较艰涩，本文无意条分缕析地全面叙介他的理论，而是尝试从他的后现代哲学和后现代知识分子理论入手，揭示所谓不可表现性的真正内涵。 二、后现代艺术家的责任 如上所述，利奥塔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核心是元叙事的解体，被统合在一起的知识分散为不同的语育游戏，知识原则呈现为多样性和异质性。结果是，认知主体消溶在这些语言游戏当中，而不是像在元叙事体系中那样能够统摄全局，全知全能，普遍地把握认知对象。因此，元叙事的解体蕴含着“普遍性主体”(a universal subject)消失的结论。基于这个前提，利奥塔重新考察了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理论，给知识分子以新的定位。 所谓现代知识分子理论，是指萌芽于近代启蒙主义时期、成熟于20世纪上半叶，概括知识分子群体本质的理论。在法国启蒙主义时期，《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家们既是新型知识的代表，也是社会良知的代表，他们起到开发民智、引导人民的作用，这种知识与社会责任的最早联合，典型地体现在启蒙主义的代表人物伏尔泰身上，他被看作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最初原型。到20世纪上半叶，随着社会学的日趋成熟，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受到关注。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提出了有关知识分子的著名论述。他认为，西方宗教的衰落和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导致原来相对封闭、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解体，在思想意识上，西方社会陷入分崩离析的局面.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左右着人们的思想。曼海姆认为，唯有知识分子不隶属于任何阶级，因此，他们有更大的自由选择自己的立场，更容易摒除门户之见，形成对社会更普遍、更全面的认识。也正是由于知识分子的这一功能，他们被看作是社会的良知，是“漫漫长夜的守更人”。（注：Karl Mannheim,Ideology and Utopia,1940，第143页。） 在现代法国，哲学家萨特同样提出“介入”哲学，主张知识分子介人到社会生活当中去，他说“知识分子就是那种关心自身之外事务的人”。（注：J.P.Satre,Plaidoyer pour l'intellectual，转引自Intellectuals:Aesthe-tics,politics and academy,1990，第xv页。）“自身之外的事务”就是指知识分子专业领域之外的社会责任。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干预生活，成为社会公众的代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