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5)01-0007-04 人类的生命精神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对抗。现在讲“对抗”、讲“批判”、讲“对立”，实在有些背时。从文化理念看，时下流行的是强调和谐。“和而不同”，“致中和”已成为人们对文化理念的共识。对于斗争天天讲月月讲的多灾多难的中国来说，这实在是一种精神的进步和飞跃。 但是，和谐是相对的，对抗是绝对的。正因为如此，人们创造了报告文学。它为对抗而生，它和苦难相依。哪里有不平，哪里就有报告文学，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报告文学。从它诞生那一天起，它就明确了自己的批判的历史责任，它没有幻想，也没有怯弱。它永远用批判的立场描写对抗描写苦难来实现自己的对抗。百年报告文学的成长史，为人们树立了报告文学的批判者的形象。它凭借批判显示自己的格调，它以对抗彰显自己的尊严。需要指出的是，它描写对抗描写不平描写苦难是为了消灭对抗消灭不平消灭苦难，实现和谐。在不平在对抗在苦难面前的报告文学作家们天然地亢奋，但他们憎恶不平憎恶对抗憎恶苦难，报告文学作者在这一过程中没有自己的私欲，他们在描写对抗描写不平描写苦难中揉进了自己的抱负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真诚自己的良心。《包身工》在今天读来，依然震撼人心，就是它在揭露罪恶和苦难中捍卫了人的生存权和尊严，从而显示了它的不同寻常的格调和品位。 格调、品位，对于报告文学来说，应该是第一位的。当今，报告文学作品从量来看，不能说少，从表面来看，非常热闹。尤其长篇的报告文学蔚然可观。评奖也时时在搞，不断地搞，声势造得热烈。但是，如果深入研究一下，倒底有多少顶尖的报告文学为社会为民众所认同？人们在浏览了报告文学园地之后，看到的现状是：报告文学还在变着戏法唱颂歌；一些牵动民心民意的焦点热点看不到报告文学作家的身影；许多所谓反映时代精神的报告文学调门很高，但却离人们很远；有些报告文学如捡蘑菇般，集纳了许多刺激的事，把报告文学变成今古奇观；对小人物的命运关注的力作愈来愈少；尤其报告文学对现在学术界创作界一再掀起的文化热，无动于衷，报告文学缺乏文化内涵。报告文学存在的低俗化的倾向，已愈来愈引起人们的担忧。 先说一点历史。本来，报告文学在进入了中国之后，发展的势头是比较好的，有《包身工》建造的尊严和格调在报告文学的发展中不断地宏扬广大。遗憾的是在百年报告文学的历史发展链条中发生了两次精神断裂。一次是在五六十年代，当时对“干预生活”的批判，对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等的扑灭，以及1963年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的报告文学座谈会的纪要对报告文学的批判功能的阉割，明确地提出报告文学“主要从正面歌颂先进人物，先进事迹”，使得报告文学追求的精神和格调受到了挑战，从而产生了断裂。一时间，《小丫扛大旗》《大寨英雄谱》以及后来的什么王国福、杨水才之类的颂歌报告文学漫天飞。今天当人们阅读这些报告文学时，对那些在文化专制和文化暴力的大环境下的报告文学作家们的努力还能谅解，因为在这些颂歌中多少还保留着他们的一些真诚。但是不得不承认，报告文学的批判的大门已经被堵塞了，那颂扬的后门已经堂而皇之地打开了。精神的断裂只能结出这样低劣品位的“甜果”。不过，这次精神断裂是文化专制下的产物，对报告文学作家来说，这是一种被动，良心未灭，信仰仍在。所以，当“文革”结束，报告文学作家立刻充当了报春鸟，成为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弄潮儿。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报告文学在市场经济面前，出现了第二次精神断裂。在文化专制主义摧残下的报告文学作家并没有垮掉，但面对金钱的诱惑，他们的心理紊乱了。报告文学是边缘性文体，它的新闻性使它能变成有偿新闻，成了某些报告文学作家的摇钱树；它的文学性艺术性对这样那样的大亨小亨们又特别具有诱惑力——因为艺术的新闻可以把他们个个打扮得鲜亮，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和文学性的结缘，居然促成了报告文学作家和这样那样的大亨小亨们的结合，报告文学成了金钱狂欢的场所，这就是世纪末的中国报告文学富有中国特色的一大奇观。和第一次精神断裂相比，它更可怕，因为第一次精神断裂是被动的，作家的私欲没有泛滥。而这次精神断裂却是自觉的，尤其是私欲的泛滥，产生的能量是空前的。这个潘多拉的盒子一打开，魔鬼就肆无忌惮地冲了出来，报告文学的低俗化、庸俗化成了一种时尚。大量的报告文学的垃圾批量生产，这是报告文学的悲哀。 报告文学的低俗化的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金钱收买了报告文学作家，但金钱决不可能收买全部报告文学作家。我认为，问题的症结是报告文学作家在新的文化环境中的迷失。上世纪90年代的文化环境一是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真正彻底终结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们厌恶斗争，精神的疲软成了流行病，报告文学作家生活在这环境中，不可避免要染上这种流行病。这种疲软表现在对一些根本性的敏感问题的冷漠。对对抗的冷漠，对底层小人物的冷漠。比如，在散文园地里一批作家全力以赴地反专制，在报告文学里却很少有作品对此予以关注。在这个问题上，报告文学和散文的品位高下立刻显现了出来。神经麻木的作家写出的报告文学怎能成为社会的神经？二是西方的现代性、后现代性的侵入，价值和道德的解构，多元并存，对权威对中心的颠覆，成了时尚。这本来可以为报告文学的发展开拓空间，但事实上，这一切反而成了钝化报告文学作家批判锋芒的腐蚀剂。在多元价值观念面前反而失去了价值判断力。归根结底，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报告文学作家失去了姿态。低俗化是低在姿态上。面对丑恶面对不平面对苦难，闭上眼睛和睁着眼睛是天与地的区别。直面人生是报告文学作家的天职。这种直面就是对现实面对面，和民众心连心的贴近，是零距离。与之相比，读者对其他的文学样式，如小说、散文、戏剧，并不会用对现实面对面这一条去要求它，但读者对报告文学的要求，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你对现实对苦难对不平对是非旋涡敢不敢面对。陷入苦难陷入不平中的人们对报告文学期盼，是对正义的期盼。报告文学作家不应成为大众情人，也不应该成为报告明星。它应该是民众——尤其是小人物的代言人。或许现在对作家提出这样的要求有些可笑，但报告文学的特殊就特殊在这里，报告文学作家不能像散文家那样“以自我为中心”，他们的“自我”应该是，民众第一，民众至上，或者说小人物第一，小人物至上。这就是他们的姿态，毫无疑问，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持草根的立场，民间的立场。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本著作中曾预言：报告文学应该“愈来愈成为‘小人物’的宣言书”，理由是：“在现实生活中，小人物永远是多数，大人物总是少数。千百年来，史书和传记文学忠实地为大人物效劳，即使有一些小人物挤进了史书和传记文学，也是凤毛麟角。小人物只能在小说、戏剧等文学样式中得到一席之地。报告文学也正是看到了这弊端，自觉地担当起报告小人物的重任。……为小人物说话的崇高使命，促使报告文学将更加重视和生活贴近。她将永远保持和发扬跟时代，跟小人物心贴心的特长，让眼光牢牢注视着小人物的切身痛痒。反映民间疾苦，宣泄忧患意识，将长久地成为报告文学的两大旗帜。”（《报告文学春秋》）我还想强调的是，关注小人物是关注他们的命运。因此我想把自己的观点明确为：报告文学必须是“小人物”的命运宣言书。说到底，报告文学的姿态问题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的问题。报告文学应该是中国良心所在。他们应该让民众感到希望所在。为小人物说话是报告文学品位的一大追求，这是报告文学的光荣。但至今这个问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小人物还被排斥在报告文学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