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时间和空间的划定，学界有不同的意见，为了方便行文和收集材料，本文采用狭义时空界定，即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1935年10月作为“延安文艺”的上限，下限则是1947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主动撤离延安。我们把发生于这近13年里，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文艺运动和文艺作品称之为“延安文艺”。 狭义的延安文艺发展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开创和发展时期(1935.10-1942.4)，后期是新文艺方向确立与完型期(1942.5-1947.7)。“还原现场”一方面是这13年里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原有形态的还原，一方面也注意其继承性和延续性，包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和发展；对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的继承和发展；对苏区文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因为说到底，延安文艺是陕北革命根据地文艺的汇流，同时，延安文艺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随行产物”。[1] 延安时期的文艺批评是延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延安文艺批评史实的梳理，是还原现场的基础。与延安文艺批评事件、批评形态、批评质量与效果关系最为重大的两个元素是当时的文艺队伍组成成分和党的领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艺批评主体以及由此带来的文艺批评特点。 延安文艺队伍由三方面人员组成：一是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所属革命文艺队伍中的成员；二是从其他地区(苏区和白区)来延安的党的文艺领导和文艺工作者；三是从其他地区(苏区和白区)来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其中包括有影响的作家、艺术家。延安文艺队伍的开放性质，为其文艺创作和开展文艺批评奠定了良好基础。 延安文艺的品质乐观向上、生机蓬勃，带有革命英雄主义的浪漫色彩。形成这样局面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那就是党对文艺的领导。延安文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随行产物”，而党对文艺的领导则是通过多种方式体现。主导方式是以“指示”、“决定”发出，要求各级组织贯彻执行。这在战争年代是必需的，也是有效的。延安文艺同时是对苏区文艺领导经验的发扬光大。苏区文艺领导经验表现在党直接领导文艺；组织文艺团队和活动的方法；文艺对革命斗争的配合方式；培养革命文艺人才；对群众性文艺创作活动的发动指导和作品的收集整理[2]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党的领导人个人文艺素养、人格魅力对文艺带来的直接影响。 前期党对文艺领导的相关文本如下： 1939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先以党内文件形式下达执行，后来又刊于党内刊物《共产党人》第3期； 1940年9月，延安时期的党中央发布了第一个关于文化问题的指示即《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 1940年10月，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人团体的指示》； 1941年1月，八路军总政治部、中央文委发出《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 1941年6月7日，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奖励自由研究》的社论； 1941年6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的社论； 1941年8月3日，《解放日报》发表《努力开展文艺运动》的社论； 1942年3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把文化工作推进一步》的社论。 这8个文件的关键词有“吸收知识分子”、“发展文化运动”、“文化人与文化人团体”、“部队文艺工作”、“奖励自由研究”、“欢迎科学艺术人才”、“开展文艺运动”、“把文化工作推进一步”等。几乎涵盖了文化、文艺建设的方方面面，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为“自由研究”而专门发出的文件。党的领导以发出“指示”、“决定”为主导方式，同时又融入党的领导人个人文艺素养、人格魅力成分，形成强烈的战争色彩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风和领导特色，为形成延安文艺开创和发展期的开放性和“多元共生”提供有力保证，为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繁荣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动员民众、服务战争、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延安文艺队伍、党的领导特色是延安开放性的主导方面，而开放性还表现在对延安以外和国外的诸多活动方面。其大事记有： 1936年7月，毛泽东在保安会见了美国记者斯诺； 1939年，老舍代表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随“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抵达延安； 1940年2月14日，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领导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西北摄影队，为拍摄《塞上风云》外景路过延安，15日毛泽东、朱德接见电影队，16日边区文化界与电影队座谈； 1940年3月初，四川旅外剧队抵达延安，先后演出《雷雨》、《抓壮丁》等剧目； 1945年1月1日，鲁艺举行毕加索画展； 1945年1月10日，边区文协电唁法国作家罗曼·罗兰逝世； 1945年3月6日，毛泽东电唁A.托尔斯泰逝世； 1946年7月，中央党校俱乐部举行珂勒惠支逝世纪念展。 保持对内对外的开放性，不仅为文艺的繁荣发展提供保障，同时也充分显示延安文艺的良好的造血功能，显示了延安文艺及其文艺批评发展中的恢弘气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