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1)10-0046-03 一 自《诗经》以后，中国古代诗新形式的产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纵向的历史继承，即继承和革新前代诗的形式；一个是横向的现实吸收，即吸收和改造现实的民歌形式。这两方面的结合便是古代诗新形式的诞生。与这种情况有些类似，中国新诗形式的产生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古代诗形式，特别是词和曲的形式，这是历史的纵向的来源，作为它继承与革新的对象；另一个来源却不同了，主要不是民歌形式，而是外国诗尤其是英美诗形式，这是横向的来源，作为它吸收和改造的对象。 新诗形式来源于古代诗形式，这不难理解，因为新诗形式不是无中生有地产生出来的，也不是从与古代诗形式无关的东西中产生出来的，而是通过对古代诗形式的反叛即所谓“诗体大解放”而产生的。其实质，只能是对古代诗形式的一种继承与革新，而不可能是与它完全决裂。这个道理，在新诗初创者那里已经说得明白。胡适在《谈新诗》一文中说，新诗体的出现“是中国诗自然趋势所必至的”[1](p.6)。依他的看法，整个中国诗的进化过程中出现过四次诗体大解放：第一次是从《诗经》到《楚辞》，第二次是从《楚辞》到五七言诗，第三次是从五七言诗到词曲，从词曲到新诗是第四次诗体大解放。这第四次诗体大解放所不同的是，它不是逐渐实现、自然进化的，而是“加上了一种有意的鼓吹，使它于短时期内猝然实现，故表面上有诗界革命的神气”[1](p.6)。可见在胡适看来，新诗形式的产生虽然表现为一场革命，其实质仍然如古代其它诗体的产生一样，是从原先的诗体中发展变化出来的。 这从新诗初期的理论和实践也可以得到证明。当时新诗形式的核心理论，是胡适倡导的“自然音节”论。仔细考察这个理论的来源便知道，它主要是由古代词曲的长短句形式比较接近于语言的自然语调这一事实启发出来的。胡适最初试验的是白话旧体诗，后来他认识到：“这些诗的大缺点就是仍旧用五七言的句法。句法太整齐了，就不合语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长补短的毛病，不能不时时牺牲白话的字和白话的文法，来迁就五七言的句法。音节一层，也受到很大影响：第一，整齐划一的音节没有变化，实在无味；第二，没有自然的音节，不能跟着诗料随时变化”。[2](p.148-149)那么，怎样才算是自然音节呢？胡适在给钱玄同的一封信中说：“五七言之诗，不合语言之自然，故变而为词。词，旧名‘长短句’。其长处正在长短互用，稍近语言之自然耳。”[3](p.133)又说：“然词亦有二短：(1)字句终嫌太拘束；(2)只可用以达一层或二层意思，至多不过能达三层意思。曲之作，所以救此两弊也。有衬字，则字句不嫌太拘；可成套数，则可以做长篇。故词之变为曲，犹诗之变为词，皆所以求近于语言之自然也。”“最自然者，终莫如长短无定之韵文。元人之小词，即是此类。”[3](p.133)从创作实践看，胡适在《谈新诗》一文中曾指出许多证据。他说当时的新诗人“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他举《人力车夫》一诗来说明“沈尹默君初作新诗是从古乐府化出来的”；又举《鸽子》等诗来说明他自己的新诗“词调很多”；还指出“此外新潮社的几个新诗人——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也都是从词曲里变化出来的，故他们初做的新诗都带有词或曲的意味和音节。此外各报所载的新诗，也很多带着词调的”。[1](p.8)这些事实的确能说明，新诗形式是从古代乐府和词曲形式变化出来的。若问为什么这样，原因就要在建设新诗形式的理论主张中去找，那理论主张就是废弃旧诗词的格律而求“自然音节”。平仄、旧韵和五七言整齐一律的句式都不是自然音节，而词曲长短参差的句式却比较接近自然的口语。那时的新诗人写诗，既然无现成的模式可以依傍，便可能有意识地模仿古代词曲的长短句形式来写白话新诗；或者本意要写出自然的长短句白话诗，却不知不觉地带上了古代词曲的格调。后一种情况更普遍。于是古代词曲形式成了新诗形式的一个主要来源。 二 外国诗歌形式，尤其是英美诗歌形式，对中国新诗形式的产生无疑也发生过重要作用。胡适萌生写白话诗的念头，就是当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最初的实地试验也是在那里进行的，其结果就是后来《尝试集》中的第一编白话诗。胡适在谈到他主张文学革命的经历和《尝试集》产生的历史时说：“在绮色佳五年，我虽不专治文学，但也颇读了一些西方文学书籍，无形之中，总受了不少的影响，所以我那几年的诗，胆子已大得多。”[2](p.137)这种影响最初表现在他作文言诗词上，如“用分段作法”，“为说理之作”，以及“字句形式亦不为古人成法所拘”，已“带有试验的意味”。[2](p.137)这些无疑也多少会影响他后来创作白话旧体诗及白话新体诗。 外国诗形式对胡适的更重要的影响，大约还在于促成他用白话写诗。当时，主张运用日常话语、形式自由活泼的意象诗，在美国正蓬勃发展，它多少会影响胡适用白话写诗的理论和实践。不过，从胡适自述创作白话诗的经历看，他在美国试验白话新诗时，似乎并没有明显受到当时在西方已蔚然成风的意象诗等自由诗形式的影响，因为他在叙述《尝试集》的产生历史时没有提到过这种影响（注：胡适在《〈尝试集〉自序》中就说，“我主张的文学革命，只是就今日中国的现状立论；和欧美的文学新潮流并没有关系”。），他那时试验的白话诗还是白话旧体诗，大都是五七言诗体的齐言形式，完全不是自由诗的形式。胡适提出“自然音节”论并有意识地实践形式长短不一的新体诗形式，是1917年回国以后的事情。并且，从他自己的话看，这种理论和实践也主要起于对古代词曲长短句形式较近于语言的自然音节这一特点的继承与革新，而不是主要起于对外国自由诗形式的借鉴。胡适自认他的白话诗由旧变新的过程很慢，其原因，除了他自己已经意识到的“旧文学的习惯太深，故不容易打破旧诗的圈套”外，就是没有直接模仿和借鉴外国自由诗形式。 稍后的郭沫若、冰心等诗人就不同，他们直接模仿和借鉴外国自由诗形式，于是他们的新诗形式便现出真正的“新”，从而把新诗形式的发展推向第一个高潮。后来自由诗的高潮跌落下来，新月派诗人又借鉴英美格律诗形式，将新诗形式整饬一番，发展出一种明确的格律体新诗。可见，外国诗形式对中国新诗形式的作用，主要还不在新诗的初创期，而在稍后的发展期。由于这种作用，新诗的自由体形式变得成熟，格律体形式也开始定型。 译诗对新诗形式的产生也有明显的影响和直接的作用。胡适《尝试集》中有《老洛伯》、《关不住了》、和《希望》三首译诗。他承认《尝试集》中只有十四首诗是白话新诗，这三首译诗都在其中，并且是这十四首白话新诗中较早的三首；他甚至宣称“《关不住了》一首是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4]，可见这三首译诗在形式上的重要性。我们很有理由相信，胡适之所以能跳出旧诗词的窠臼，终于写出“真正的白话新诗”，翻译英美诗是帮了大忙的。这是因为英语诗的节奏和格律形式与汉语诗的不同，翻译时无论是只忠实于原诗的内容，还是兼顾内容与形式，都可能促使译者突破五七言的固定格式或者词曲的调子。如《老洛伯》原诗四行一节，诗行较长，多在十个音节以上，译诗也四行一节，诗行相应也较长，大多在十个音节以上，不少诗行中间有一个乃至几个标点。原诗用日常口语，节奏较灵活、自由，译诗依着那种口吻和情调，也显出灵活自由的格调。这就完全突破了古代五七言诗的固定格式。《希望》一诗也很能说明问题。它本来是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一首四行诗，先被译成英语诗，胡适再转译成汉语诗。现将英译诗的形式与胡适的汉译诗的形式对照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