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文学的历史维度　　

      文学与历史是人类源远流长的两种文化形态，两者有着紧密联系。通常“历史”既指过去发生的事件，也指关于历史的记载即历史学，还指与“自然”相对而言的人类“文化”或“文明”。文学可以对历史进行表征、对历史典籍中记载的故事进行借用与演义、书写过去发生的事件，甚至成为历史的见证等，更为重要的是文学可以表达对历史的判断或者反思，但是文学又有解构历史和超越历史的冲动。本文拟就此做一番考察。

      一 历史的文学性与文学的历史表征

      我们先从文学与历史的关联处来考察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历史与文学一个显而易见的相通之处是叙事性。中国古代就非常重视历史的叙事功能。唐代的刘知几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①美国学者海登·怀特更认为历史叙事具有意义建构作用，历史学家按照某种叙事秩序对过去的事件进行了编排，使之呈现为当下的样子，“历史叙事不仅是有关历史事件和进程的模型，而且也是一些隐喻陈述，因而昭示了历史进程与故事类型之间的相似关系，我们习惯上就是用这些故事类型来赋予我们的生活事件以文化意义的”②。

      大多数历史著作的确有自己的叙事特征与文体风格。比如色诺芬《长征记》把进攻波斯的一万希腊雇佣军撤退时的调度、行军、征战写得跌宕起伏、张弛有度，最后这批雇佣军大半人马居然历经坎坷退回到了希腊，情节生动，语言典雅，既是历史，也是传记文学。而被怀特归为悲剧式情节叙事的名著——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表达了对法国大革命反讽性的认识，史实与评价、哲理与文思融为一体；同一时期米什莱《法国大革命史》则把法国大革命描绘成人民胜利的浪漫剧，其中差异不仅在于二者选择了不同的事实，还因为运用了不同的叙述角度与叙述语调。

      历史与文学相通处之二似乎是想象性与情感性。培根较早意识到想象对于历史是必不可少的，“编年史的作者编撰较长历史阶段的著作时，必然面临许多空白之处，他只能利用自己的才智和猜测来填充这些空白”③。这里所说的“猜测”就是想象。20世纪40年代，英国学者柯林伍德在培根说法的基础上重申了“历史的想象力”问题，认为历史学家和小说家具有相似性：“他们各自都把构造出一幅图画当作是自己的事业，这幅图画部分地是叙述事件，部分地是描写情境、展示动机、分析人物。他们各自的目的都是要使自己的画面成为一个一贯的整体，在那里面每个人物和每种情境都和其余的是那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作为想象的作品，历史学家的作品和小说家的作品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的不同之处是，历史学家的画面要力求真实。”④我国古人也认为历史需要合理的想象。例如《左传》中“晋灵公不君”中鉏麑自尽前的自白，清人纪昀通过申苍岭之口说：“麑槐下之词，浑良夫梦中之噪，谁闻之欤？”⑤说起历史的情感性，我们自然会想起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所勾画的集悲苦、刚烈与才情于一体的传奇女子柳如是，“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忽庄忽谐，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悯生悲死。……痛哭古人，留赠来者”⑥。还有司马迁《史记》中倾注了无限同情所描写的屈原和李广父子，等等，以至于怀特认为历史也是诗性的行为，一种想象性的文学活动，“本质上尤其是语言学的”⑦，因为历史学家总得突出一些事件而贬低另外一些事件，描述特征，变更视角，转换叙事策略等。

      但是怀特无疑夸大了历史的文学性。历史终究以记述事件为主，叙事技巧与想象在历史编纂学中还是处于比较低的位置。而情感性在历史写作中的作用更是有较大的争议。如，有人认为司马迁本人遭受过宫刑，所以他对历史上同样受过冤屈的人如屈原或李广父子等投射了过多的同情，对他们进行了拔高和美化；钱锺书更认为陈寅恪把晚年岁月耗费在为柳如是作传上不值得。这里不去辨析上述争议的是非曲直，但至少说明叙事性、想象性与情感性对于文学来说是整体的、必备的，而对于历史来说则相对是次要的、附属的，也就是说，历史通常只具有低度文学性。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历史的对象是实在的，文学的对象是虚拟的。荷兰学者安克斯密特指出，怀特的说法忽视了历史文本和过去实在之间的关系问题。历史并未在时间中消失，恰恰是叙述赋予混沌的历史以我们所熟悉的形貌。安克斯密特进而认为，历史可以做到认识论与本体论二者合一，因为在历史书写中表现与被表现者同时到场，“历史编纂学表现的只是它自身……目标不再是指向表现背后的‘实在’，而是把‘实在’吸纳到表现自身之中”⑧。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美苏冷战等，通过历史叙述得以呈现，因而历史具有建构性。因此，历史与文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历史毕竟还“有一个独立于历史学家的历史实在，它作为客观给定物(objective given)，过去和现在的所有历史学家，尽管观点不同，都可以讨论它”⑨。这个具有主体间性的实在是可公度的，所有历史阐释可以进行有意义的比较、批评和判断。文学则是虚拟的世界，没有这个实在可以比较、批评和判断。可以说，历史是以实在为依据的建构，文学则是以虚拟为基础的创造。用金圣叹的话说，前者是“以文运事”，后者是“因文生事”⑩。

      不少文学作品受到历史的深刻影响。如狄更斯《双城记》对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的借鉴清晰可辨，沈从文自称其小说受到《史记》人物列传的启迪等。培根认为，文学超越历史甚至哲学的地方在于，它不像历史那样依赖记忆或哲学那样依赖理智，而是凭借想象，可以不根据事物的逻辑，既可以把自然状态中不相干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又可以把联系在一起的事物分割开来，造成事物不合法的匹配和分离，形成一种“伪装的历史”，使人产生认知与美感；“这种伪装的历史的功效在于，当自然不能给予人们满足时，它能让人产生一种虚幻的满足……如果真的历史中的行为和事件其庄重的程度无法让人的心灵得到满足，诗歌便虚构出更加伟大和宏伟的行为和事件……真的历史叙述的故事平淡无奇，所以诗歌赋予它们更加罕见，更加难以预料、变化多端的特质。因此，诗歌似乎适合并有助于彰显崇高的行为，有助于宣扬道德规范，有助于人们的娱乐”(11)。这表明虚构的文学创作可以形成类似历史的认知效应和远胜历史的叙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