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颇为汗颜，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本人忝为其中一分子的文艺理论界总体上来看成绩平平。简单粗暴地说，文艺理论学者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研究古代文论的学者，给人们的印象是仿佛置身古代说着古代的事，与当代文化生活并不相干；其二，是研究西方文论的学者，给人们的印象是仿佛置身外国说着外国的事，与中国文学实践毫无关系，如果发生了一些什么关系，那总是显得生吞活剥、生搬硬套，总是会发生“强制阐释”的事情；其三，是仍然坚持原创的一些学者，但是这些可敬的学者，其构建理论系统，不必说西方学人，就是在本土，得到普遍认可的程度也颇为有限。所以，尽管我们已经有些学者从事着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史的研究，陈述着我们对文艺理论贡献的自我理解，不可否认我们的确在一些领域里面也有所推进，但基本上从大的方面来说，还是停留在自娱自乐阶段，也就是说，其影响范围没有超出汉语学界。 要是不怕别人责备我妄自菲薄，我还想指出，其实我们文艺理论从业人员在整个文学研究的鄙视链中可能位居下端。我个人感受到的学术鄙视链大概是这样的：古代文学研究者认为自己才是研究的正经学问，毕竟研究的对象是漫长的历史长河冲击后所保留的硕果，实际上西方一流大学的文学系传统上也还是研究他们自己的古典文学；何况能读懂古代文献不易，文字、音韵、训诂、历法、版本以及典章制度之类都是拦路虎。他们显然会鄙视现当代的学者没有学术门槛，无需深厚学养，历史短暂，与今天社会现实距离太近。但是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们其实自有其骄傲的文化资本。他们的写作灵动鲜活，跟现当代作家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实际上他们的文本也更像文学文本，即便他们能够挪用或者自制理论话语，也绝对没有沉闷冬烘的村学究气质，相反，这些话语能够成为展示他们批评才华的道具。他们最接地气，因此具有社会上广泛的知名度，以及文学研究领域中最大的影响力。每年中文学科的研究生报考人数中，现当代文学专业的考生都是遥遥领先，而在代表中国文学领域最高成就的鲁迅文学奖中，文学理论批评这一个奖项中，文学理论其实不过是批评的附庸，基本上充当可有可无的花瓶角色，历届获奖者大部分都不是出自大学的文艺学教研室。清人姚鼐有个著名的说法，做学问做得好的，应该是寻求义理、考据与辞章之间三者的统一。①假定古典文学在功能地位上有点接近考据，现当代文学接近辞章，那么文艺理论原本是更接近义理的，而本来义理才是最重要的。段玉裁说：“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孰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②可是，文艺理论学者大谈的义理对其他学者而言不过是凌空蹈虚，要么像蜘蛛吐丝一样，不过是闭门造车，要么就是跟着西方鹦鹉学舌，对火热的文学实践隔山打牛，而不能与当下中国语境发生对话关系，到头来不过是如同苏轼讽刺扬雄的那样，“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显之说。”③义理如果给人感觉是无理，那么它就不如考据踏实，也不如辞章华彩，占着高位之名而无其实，在文学研究领域里尸位素餐，那就只好叨陪文学研究鄙视链的末座了。不妨再换一种比附。中国的文化生活中有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关于思想与学术的区分。④就中国文学研究领域而言，如果说，承袭着乾嘉学派余风流韵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似乎占着学术一头，那么，现当代文学专家们就好像占着思想一头。⑤文艺理论学者两头落空，既隔绝于源远流长的中国学术传统，看上去也缺乏思想的原创性，它的存在是否具有重要意义，似乎值得反思。 文艺学的学科危机绝不是最近的事。大约十五年前，一位现当代前辈学者告诉我说，其实欧美的文学系并不存在文艺理论教研室这一类的建制。这意思换成陈晓明教授的用语，差不多就是说，我们这一行当的幸存，其意义不过是在替前苏联文学院系的制度模式守寡，⑥这个学科本身的存在必要性是可疑的。⑦文艺学缺乏自己专属的、稳定的地盘，常常沦落到要为自己的生存而辩护的地步。若干年前，不少学者提出文艺学学科反思，并且提倡文化研究以开拓文艺学的新边疆，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艺学作为一门学科所面临的窘境。 但是，文学研究如果缺乏理论基础，势必只是满足于经验描述状态，也就是满足于就事论事，顶多也就是日常经验的形式化，达不到普遍性和思辨的深度，也无法使得真正的原创性获得可见性与确定性。但是需要说明的是，理论可能是文学研究中是最有难度的领域。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文化共同体，如果缺乏缤纷璀璨的理论阳光的烛照映射，如果缺乏追求普遍性、系统性、客观性与逻辑合理性的理性知识的滋养培育，它的整体人文学科就无法登堂入室，进而得以预参世界学术潮流。就此而言，文学理论的表现，其实是整个人文学科总实力的缩影。理论构成了人文学科领域中任何专门系统研究的学术前提和知识基础，它处在知识金字塔尖的位置。翻开西方流行的文学理论教材，例如《诺顿理论与批评文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或者《布莱克威尔文学理论导论》(The Blackwell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介绍的文学理论重要人物绝大部分是西方一流的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理论家、语言学家甚至人类学家，一些其主要身份是文学理论家的学者，其理论的发明大体上也是对一些重要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挪用的结果。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今天之所谓人文学科，其问题意识、方法论基础、推论过程，甚至其功能与意义，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接续，而更多的是对西方人文学科的横向移植。在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领域里面，我们全方位落后于西方，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的理工科正在逐渐拉近跟西方的距离，这也可以得到许多数据的证实。我们没有充分意识到的，是我们人文学科的严重落后。⑧整整一百年前，青年陈寅恪对中国的人文学科、美术和工商业的未来发展曾经有一个高瞻远瞩的预判。他的预判在我看来不幸而言中，因而值得我反复引用：“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而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⑨确实，如今福布斯排行榜上已经不乏中国人的身影，中国实际上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置，已经拥有完备而先进的工业体系，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但是，夸大一点说，今天中国在经济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着多么巨大的贸易顺差，在人文学科方面就存在着多么巨大的贸易逆差。今人陈嘉映指出：“中国士大夫传统始终缺乏真正的理论兴趣。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一百多年来，我们开始学习西方以来，各行各业都有能人，在技术性的领域里学习成绩尤其好，但理论创新方面却很弱，在物理学、数学、生物学领域是这样。按说，在历史理论、社会理论、人类学理论、政治理论等领域，基于中国漫长而丰富的历史、基于中国人的特殊生活方式和特殊经验，我们应当能有所贡献，但实际上，在这些领域中，中国人在理论建设方面一无作为……直到今天，中国人讲到理论，其范式还是阴阳五行那种类型，大而化之、闳大不经的一类。”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