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学研讨会，4月1日至5日在福建省漳州市举行。主办单位有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文学遗产》编辑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江海学刊》编辑部、西北大学中文系。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高校、研究机构、出版部门的专家、学者近30人。会议主旨是回顾近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界在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学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同时就大家所关心的一些文学史理论问题交换意见，加深理解。 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编写 与会不少学者在发言中都谈及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编写的关系问题，表明大家都认识到文学史观的重要性。 赵敏俐（青岛大学）说，“要编写具有时代水平的文学史，我以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解决文学史观的问题。”他回顾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学史研究历程，认为只有文学观念的更新，才会有文学史编写的突破，当前人们之所以呼吁“重写”文学史的要义也在这里。纵览近几年出版的文学史，其中尽管也有几部质量较高的著作，可是大部分在理论上都缺乏创新。许多作者尽管用力甚勤，在个别问题上也显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可是读了他们的文学史，总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觉得在整体上没有什么突破，还有些为适应各类学校教学需要而编的文学史，甚至于东抄西凑，删繁就简，不过是改头换面变变花样而已。缺乏文学观念的更新，不能不说是近几年文学史编写一直没有大的突破的主要原因。 张弘（辽宁师范大学）在发言中也强调文学观念的重要性，认为它是“文学史建构的必要前提”。他说，文学史研究离不开一定的理论观点作指导。他认为“文学史观”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历史观，即如何看待历史的问题：它是线性的延续呢，还是断层的构造？它是古老史迹的陈列呢，还是现代视野中的历时性重建？另一是文学观，即如何看待文学的问题：它是依附于政治经济的婢女呢，还是独立不羁的艺术精灵？它是个人心灵的彻底解放呢，还是囚禁于语言牢笼中的超越精神？而这些，应该是从事文学史研究的逻辑起点。 林继中（漳州师范学院）在发言中则具体地论述了唯物史观与文学史编写的关系问题。他提出，用唯物史观指导文学史研究，至今仍是我们应有的选择。他的基本论点是：唯物史观是指南而不是公式；唯物史观在新时代科技条件下自身有了巨大的发展，因为唯物史观具有巨大的兼容性与消化力，所以当前社会科学工作者将自然科学的成果引进社科研究领域是无可非议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南，可以融合传统的治史方法，使其中合理成分整合进新的方法中。 对文学史新著的评论 近几年文学史新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数量很大，形成了文学史编写和出版的繁荣局面。对于这些新著，此次漳州会议上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评论见解。 王春庭（漳州师范学院）认为，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无论是结构框架、理论色彩还是学术水平等方面，都比中国科学院文学所原先的那套三卷本文学史前进了一大步，在各种文体和作家作品的分章设置方面更趋合理，宏观研究的分量增加了，编著者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以及文体演变的内在规律等方面揭示文学发展的内外因，史的线索比较明晰。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史》很有特色，它在章节安排上对初唐散文、初唐白话诗、盛唐散文、唐初及大历末的小说都设专章介绍，这是过去一般文学史所忽略的。在分析作家作品的时候，注重于艺术风格、艺术特征的揭示，这就克服了以往一些文学史重思想轻艺术的偏颇。而这更能显示一个时代文学演进的历史轨迹，更能体现一个作家的创作个性和美学风貌。另外，在对各时期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阐述方面，观点新颖别致、论证细密严谨，做到字字有据，绝无架空之论。这部著作与著者《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互为发明，相得益彰，成为新时期文学史研究的丰硕成果之一。葛晓音《八代诗史》所采用的基本上是传统的一套写法，但在章节设置安排方面，加大了宏观研究内容。此书不是对八代诗歌递嬗的轨迹和作家作品的思想艺术特点作孤立的、平面的、静止的描述，而是作全景式的立体雕琢和整体观照，并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作深入浅出的论述，新见迭出，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著作。赵明主编《先秦大文学史》、林继中《文化建构文学史纲（中唐──北宋）》两部著作是从宏观角度、从文化建构的总体着眼，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撰写文学史的成功尝试。开阔的视野、宏大的气魄和强烈的思辨色彩，使这两部文学史充满了艺术的魅力，在众多的文学史著作中独树一帜、异军突起。会上也有一些学者对有关文学史新著的缺点提出意见。例如，有的文学史新著从内容到写法略无新意，停留在五六十年代水平，看不出八九十年代的时代特点；有的文学史基本上是抄袭拼凑而成，谈不上有什么学术价值和贡献；有的文学史局部看来不错，但整体上缺少创新和突破，暴露出编著者宏观眼光的不足和整体把握能力的欠缺；有的文学史条条（史的内容）与块块（作家作品）相互游离，不能很好融合，人工斧凿痕太重；有的文学史也力图出新，但在体例和叙述上都免不了混乱；有的文学史上下两个部分，对有关文学现象的描述和文学发展进程的解释是不一致的，明显暴露出双重标准的问题；有的文学史上半史论，下半史实，史与论成了两张皮。诸如此类，问题不少，即使在一些总体质量较好的文学史新著中，也存在不少有待改进的缺失或谬误。这表明，随着文学史编写高潮的出现，迫切需要加强对文学史新著的研究和评论，否则在量的迅速扩大的同时难以实现质的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