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1)01-0062-06 在本文中，“左联”时期文学一词仍沿用学界约定俗成的理解，即1927年革命文学的出现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期的文学。为考察这一时期文学生产的独特之处，我们的注意力极自然地偏向在革命、战争的罅隙间生存的文学发生机制本身之一：编辑出版行为，弄清这一时期的编辑出版文化在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其意义决不亚于以往从政治因素、时代社会背景、文学文本构成等方面审视文学。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20世纪中国前半叶，由于农业生产的自给自足方式具有超稳定历史惯性结构，所以，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纸型出版物较之电影、广播等传播媒介尤其普遍，对公众的作用也最切实、广泛、具体。为此，本文涉及的出版物编辑出版行为自然也是以这一形态为主的。再说，后者对公众发生效力，最初也有赖于通过报纸、杂志广泛宣传，如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的《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1]可知，当电报机刚刚问世时，报纸把电报忽而称为“奇妙的发明”、“近乎神奇的媒介”，忽而又叫做“异乎寻常的发现”。报纸的推波助澜和高度评价，使公众真正认清了电子媒介的革命性。 在中国30年代，尚未兴旺发达的电子传媒甚至直接嫁接于当时十分热闹的杂志、图书市场。大众传播的受众具有隐匿性和个人性，纸型出版物因其便宜和不受时空限制等，最适合生产力还较低下的社会受众，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尽管电子出版物对公众的影响在今天来看大有取而代之之势，但这毕竟已是20世纪中后叶的传播媒介自身发生的戏剧性变革后的情形，至少，在它们出现之初，在30年代，年轻的广播、电影、电视等因传播形态的有限而并无杂志、图书等有传播优势、便利和影响力。特别是老中国儿女中有资格和闲情逸致常常上电影院的毕竟有限，而公众购买电子设备，在“左联”时期的中国社会，更是一项较为奢侈的消费。 一、“左联”时期的文学与编辑出版文化市场关系密切 1927年至1937年，战争惨淡的阴影几乎是在全球老百姓的心中萦回，而和平的希望夹杂着无聊，弥漫在战争的硝烟中。特别是中国，由于精神麻木的国人备尝国家、民族、个人生死存亡的生存体验，在战争的强刺激作用下，以至于信息媒介成为世俗人生不得不青睐的焦点，诸如关注战争形势、物价涨幅、惶惑生活中不得不拥有的逍遣等等，人们对传播媒介的关注和依赖大大增加，从而媒介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较以往更加突出的作用。传播媒介既对广大的社会产生影响，又对个人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行为发生信息效力。典型如邹韬奋的《生活周刊》，这类指导公众生活艺术的印刷文化的平民化，融合了艺术、娱乐、商业、现代技术，把作品和制作过程相联系，使传播媒介积聚了无穷魅力，真正渗透进大众的心灵，并开始有意识地把外部世界送进了个人日常生活领域。由此可见，运作媒介的编辑出版行为，其功能的职业化在“左联”时期已成为一种愈来愈明晰的社会必需。即便那些御用出版物，虽因统治当局已给它们大开绿灯，但对大众的影响情形仍然复杂，并不意味它们可以一劳永逸地赢得读者市场，受众的自主选择决不是行政干涉即能奏效的。因此，更不用说，文学刊物已成为动荡年代惶惑心灵的指明、指导或心灵抚摸。对编辑出版人来说，市场的竞争法则最终总是公平地存在于各种性质的出版物之间，人为的因素作用于一时但不可能作用于长期，“读者是上帝”。为此，“左联”时期的编辑出版人无论其倾向性如何，为了生存都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以便在30年代的编辑文化市场上抢占读者，以致文学的发生与编辑出版文化市场的关系在这一时期格外亲密。 (1)作家创作动机多元化，或为谋生、或为理想、或为政治，编辑出版行为则是在文化审美中的协调。人们常说，现代作家与中国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难舍难分，其实，现代作家与中国当时的编辑出版文化亦可谓难兄难弟。《中国文学三十年代文学发展史》第九章就以专章概述了中国30年代文学社团及其出版物，比较完整地介绍了此一时期文学出版物的情况。但由于作者立意不在文学生产与编辑出版之间的关系，所以只以介绍出版物运作的客观状态为主，且有史料罗列之嫌，至于其如何影响“左联”时期文学的生成，基本未作论列。 不难发现，随着20世纪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国文人的写作已不可能只是孤立的为了登科及第、青史留名而写作。为了赚钱养家糊口，写作恐怕正愈来愈成为现代文人无需为之脸红的谋生技能之一。 如舒新城任职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时，李劼人在1936年5月曾致函舒，拟弃教职而卖文，要舒介绍卖稿，舒坦诚相告：“学问是事业，生活是事实，首在事实上站得住，方能在事业上做得开。” 又如，1936年的老舍，辞山东大学教职，专事写作，《骆驼祥子》是他做职业作家后的第一炮。1937年1月，祥子在《宇宙风》上以连载形式出现，共24段，每月要2段。谁知刊1年就遇上“七七”抗战，《宇宙风》迁到广州，印成单行本，刚印好，广州沦陷了，《宇宙风》迁至桂林，几经周折，还是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把纸型买下，才最终得以问世。在时局动荡不安的年代，卖文为生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的。 再如30年代的张恨水，曾公开声明，他将写小说当作他谋生的重要手段，当作一种求生的职业，因为亲人们的婚嫁教育问题与自身家庭的生活费用，他不得不操心应付。 当然，与此同时，为了某种理想、主义、政治主张而投笔，也是很多文化人从事写作的直接功利目的。又如茅盾创作小说在于实践他的理想：“希望文学能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巴金也是为了激发起人们对光明热爱，对黑暗憎恨的意识而以巨大的热情投身文艺创作事业的。 在这里，正因为文人受控于经济动因和社会政治理想等，编辑出版作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传播媒介质，开始愈来愈职业化。 编辑作为文化行业之一，从近代以来，就从历史的土蛹中破壳而出。据不完全统计，与外国“文化侵略”相杂糅，至19世纪末，中国先后创办的中外文报刊多达170余种。为了出版物的生存，不论编辑个人的倾向性如何，编辑出版行为职业化后，都必须随文化市场而进行文化审美中的协调，否则难以维持。整个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几乎每一个文人都或多或少与编辑出版行为有过瓜葛，编与撰，时而擦肩而过，时而抱成一团，时而不分彼此。具体到文学领域，则作家和编辑几乎同时充当了文艺传播的主体[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