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批评”试图改变文学批评的萎糜状况，为当代批评找到一条新的出路，应该说这种努力是难能可贵的。但其理论出发点存在诸多的矛盾与含混，又不能不令人置疑其自身的理论逻辑与实际的可行性。 就具体的论点而言，第三种批评也能自圆其说，倡导者当能在相对性的意义上来展开理论逻辑。正如任何理论设计都会有一种“理论的保护带”一样（拉卡托斯语），第三种批评也必然有其理论的保护带。关键在于理论的内核与前提设定。我试图从具体论述中找到他们的理论前提。我关心的或许是已经被认定为“真理”的那部分前提——而这一前提已经形成普遍的意识形态，它正在成为我们构建新理论的基础。我想强调指出的是，这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第三种批评倡导者的过错，这是隐含在我们意识中的天经地义的“真理”。 吴炫兄新近发表在《文论报》上的文章《知识转变的方法》，无疑是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提出了一系列症结性的问题。但他解决问题的路径却引起我的思考，吴炫解释说，“第三种批评”要发现中西方各自理论的长处，相对于当下现实的局限性——“从而建立新的思维命题、思维方式，来统摄和超越这种局限”。吴炫认为：“出路就只能是提出新的知识命题和理论命题。不仅哲学是这样，其他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可能都只能是这‘第三条道路’”。【（1）】吴炫数年前曾出版《否定本体论》一书，这是一本非常精采并充满真知灼见的著作，其中可以看到作者具有非常丰富广博的西方现代理论知识。但我不清楚吴炫为什么要“超越中西方现有理论”。它的前提和结果隐含了某种不可能的本体论的梦想。 吴炫及其同道朋友提出第三种批评，强调要“提出新的知识命题和理论命题”无疑是正确的，但什么是“新的思维命题、思维方式”就值得考究了。而“统摄和超越这种局限”就更值得推敲。就“第三种批评”提出的理论动机来看（在这里并不仅仅限于吴炫的观点），显然是要超越现有的“中西方文艺理论”，从而创建新的批评体系。第三种批评这种提法表明，它的前提设想已经存在两种批评，一种是“西方的”批评，第二种是“传统中国的”批评，在这两种之外（或之上）可以建构第三种批评，即面对“中国现实的”的第三种批评。这显然是一种“元批评”的观念。这种观念以中西方的二元对立来派定文学批评的性质，给定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超越西方理论，回到中国文化本位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则是第三种批评存在的实践依据。 我们可以说西方批评包罗各种流派方法，但要设想一个与东方中国对立的整体性的西方文学批评却有相当的难度。所谓“西方的”批评，是一个极其笼统而宽泛的指称，西方的文学批评存在着非常具体的历史的和地理的区分。从历史时间来说，古希腊罗马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启蒙主义时期，以及现代和后现代时期，各个时期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大相径庭；从地理学的意义来说，欧洲与美国的文学批评就不尽相同，而法国大陆学派与英美学派经常是南辕北辙。这里面很难说有一个统一的西方文学批评模式与东方（中国）截然对立。并不仅仅是说在差异性的意义上，不存在一个相对对立的西方文化，更重要的是并不存在一个中心化的整合的西方文学批评模式。反过来说，“中国传统的”——这种说法也值得考究。这个“传统中国”是限定在先秦后汉的“天人合一”，还是魏晋以降的儒道释三位一体的诗学传统？或是以宋明理学为底蕴的诗话词话？更不用说近现代以来的深受西学影响的文学批评理论。一个已经存在的或者说发生过的文学传统，它是历史对话，谈判（negotiation）、交流或流通（circulation）的结果。没有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始终存在某个地方的西方的或中国的批评。“元批评”并不存在。人们设想一种相对差异的中西方文化或文学的区分是可能的，但以此来构造一个宿命论式的、封闭的西方或中国的“元批评”模式，显然难以成立，而在此前提下，设想一个超越其上的“第三种批评”，更显得不切实际。一个很简单的实践问题，第三种批评难道不要涉猎西方／中国既定的知识体系？如果涉猎，如果与之对话，那么在多大程度上是独立于西方／中国的第三种知识体系或批评方法？如何区分，如何界定？ 这种在中西对立的二元模式中来思考文学批评的历史，并且给理论创造打上民族—国家认同的印记的致思趋向，在我们的文化中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内在冲动，它支配着现代以来相当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超越西方文化，重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建构现代性的民族—国家认同图式——这一直是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那些试图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保持中国传统价值的知识分子，也并非站立在现代性转型的历史之外，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实践，实际上构成了现代性内部的持续张力。只要看一看中国现代以来的那些国学大师，他们中没有一人不与西学结下不解之缘。例如。辜鸿铭之于阿诺德、克莱尔以及一些19世纪浪漫派诗人，后者经常是辜氏论据的来源。梁启超对西方文明的批评，对现代化的质疑，与一次大战西方知识界的悲观论调不无关联。梁漱冥早年热衷于边沁式的功利主义，某种意义上还是全盘西化派。当然转变后的梁漱冥是另一回事，但梁熟知西方文化，而且对西方给予泰戈尔的礼遇津津乐道，这也是事实。张君劢确认西方世界陷入危机，得益于艾柯、柏格森，特别是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的影响。张君劢早年对西化及现代化的怀疑，呼吁中国人停止模仿西方，理由主要是因为西方人已经开始对他们的文明产生怀疑，张君劢对科学及现代化的抨击，这与他称道柏格森哲学如出一辙。强调中国文化本位，其实隐含着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内在情结，这与全盘西化的主张者，试图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达到同一层次的交流，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其内心深处都隐含着对西方文化的恐惧。现代化一直被理解为西化，而西化显然是处于弱势的中国文化失去自身存在合法性地位的最根本的威胁。设想超越西方，又不简单回到陈旧的传统，这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谈论了近百年的老话题，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化和知识的意识形态情结。 历史发展到今天，这种恐惧有增无减。第三种批评针砭的对象，主要是当前受到西方当代文学理论影响的批评群落。称其为“群落”可能都有些夸大之嫌，实际不过寥寥数人，在尝试运用一些西方新近的理论知识来阐释当代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现实。有一种观点是令人惊异的：运用西方新近的理论知识就是“照搬西方”，就是舶来品洋泾滨，而谈论西方古典时代或19世纪或20世纪早期的知识，以及俄苏经典现实主义传统就不是“西方的”，就变成“中国的”？就文学批评这门学科而言，什么是“中国的”是值得推敲的。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主要接受西方的影响，建国以来的正统文学批评则承袭苏联的传统，尽管也会用到中国传统诗学的部分知识，但其主体结构，系统，术语概念，论证方式，都很难说是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延续。文学批评和现代物理学、现代化学一样，是西方创立的学科，更准确地说，它是现代知识大转型的一部分。在这里，有必要区分“西学”与“现代知识转型”两个概念。过去，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一直用“西学”来指称西方的知识体系，这种指称在逻辑学和语义学的意义上当然无可置疑，但这种指称包含着与“东方（中国）”知识体系对立的意识倾向。事实上，近代以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就把现代化理解为西化的过程，更不用说西方的人文知识体系，更是包蕴着西方价值准则的“西学”。如果我们不拘泥于西方／东方的简单对立，而是从近现代以来人类文明的发展来看问题，“现代知识转型”乃是人类文明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标志。这种转变并不是西方对东方的霸权主义式的压迫和同化，而是自西方向东方运行的文明变迁。在这个变迁过程中，西方也同样面临现代化转变的压力。并不是说西方世界就轻而易举兴高采烈地完成现代社会的转型，西方社会同样付出各种代价（当然“落后的”东方代价要大得多）。只要看看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文学艺术，就可以理解西方的人文知识分子是如何对现代文明转型持不信任态度。从浪漫派到现代主义的艺术运动，某种意义上就是抵抗现代工业文明的运动。抵抗现代文明转型的（相当一部分的）近现代西方文化，构成了现代西方知识的一个主导部分。这种思想趋向直到八九十年代依然在起有力的支配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