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20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20年之一。这是发生了历史性的伟大变革的20年。是传统与现代文化观念激烈碰撞和中外文学思潮、流派对话、交融的20年。总结概括这一段纷繁复杂又绚丽多彩的文化－文学全景，需要大识见、大手笔、大魄力。而陈传才先生则是具备了这种大识见、大手笔、大魄力的令我景仰的前辈学人。 陈传才先生亲身参加了20年来我国新时期文学发展变革的全过程，他的大识见表现在他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从小处入手，又从大处着眼，细致精到，又高屋建瓴的学术智慧上。他的论述总是宏观大度，整体综合，公允无偏，辨证合度的。理论思维的深刻性和涵盖性是他的突出特点。 陈传才先生对传统理论有深厚的学养，但他从不固守成见，画地为牢。他一直密切地关注着国内外理论发展中的每一个新动向，批判地检视、评判每一种来自西方的新观念，消化吸收其合理的“偏见”，把它们融会于自己的整体系统之中。因此，他的观点总是很新，富于创见。这正是所谓“大手笔”。 陈传才先生近年也致力于探寻我国当代文学现代性的理论基点。他提出必须超越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重构文学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观念，形成审美性与功利性相融合的价值系统。他认为，近20年来文学思潮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中国现代性的发展总是具有中国特色，总是在与传统性的互补与融会中展开的。虽然多种多样的西方思潮蜂涌而来，但对它们的接受离不开中国本土的传统的审美意识的过滤、取舍与阐释，传统的审美意识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变革，更新。而在创作中，我国当代作家也总是在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冲突中体认现代性的。现代性的创新必然遵循着延续与变异的发展规律，离不开传统的有价值的成分的参与和升华。如余华、刘震云等作家的主体化叙事对传统叙事方式的超越，及其对“心理现实”的强化与表现，都只是对传统理念本体或自然本体的超越和对生命本体的凸现。被当代广为接受的一些成功之作，也并没有否弃文学与现实的联系以及包括现实主义在内的一切传统艺术方法的价值，它们既无法脱离经验生活的基因和客观时间的涉足，更难以违背文学表达的基本规律与艺术辩证法。而新生代的作品之所以缺乏人文内涵，恐怕与作家审美意识中传统积淀的薄弱有关。其欲望化的叙写方式，是一种无根的制作，而不是超越传统的现代审美价值创造。陈先生的看法深得辩证法的精髓，切中中国当代文学现实之肯綮。 后现代主义思潮进行审理与辨析之后，探讨多元话语条件下现代文学价值系统的创造与建构。他认为，转型期的文学思潮全面地呈现为一种多元共生的总体格局。这反映了当代文学与社会文化心理的天然联系，以及文学意义生成中的自律与他律的复杂关系，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语境。但他指出：“中国文学的现代价值构建，不可忽视多元价值选择中的主导观念和主导形态，当代的时代精神与审美价值的探索与表现，应成为多向度价值选取的核心和多种价值、功能协调统一的纽结点。”这种对现实与未来、多元与主导的总体把握是令人臣服的。 中国文学思潮、流派多元共生的发展趋势，体现了主导与多元协调发展的新思考，也启发了作家审美价值创造立足于人的感性生命的层面，进而探询和表现当代人的心灵世界的变化。在对“私人化写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陈传才先生主张，不应忽视文学的自我价值与社会审美价值的内在统一。诚然，文学是主体审美创造的产物，是最富个性化与独创性的，惟其如此，才形成了文学流派、个性与风格的多元景观。但是，文学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必然以个性化与社会化的深度融合为基础。因为文学活动是一个主客体双向互动的系统结构，它包括由作家自身构成的创作主体世界和由读者—社会构成的接受主体世界。创作主体世界生成文学的自我价值，而接受主体世界生成文学的社会审美价值。自我价值只是为文学价值提供潜在的可能，它制约着文学价值的审美－文化指归及其艺术质量，而当它进入接受主体的鉴赏、参与再创造后，才衍化为社会的审美－文化价值。因此，陈传才先生一再强调文学研究不能切断文学－文化的这两个相依相续的环节。说到底，人们判断一部文学作品有无价值的最后尺度不是别的，就是看它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了社会主体的审美－文化需求。 梳理20世纪后20年文学思潮嬗变的工作有着很大的难度，它既要求追踪当代文学中的创作和作品，关注对作品的具体批评，又要全面了解和介入当代文艺理论美学理论的发展、变革乃至论争。这就要求论者既要有对最新作品的即时的敏锐的感悟，又要有高屋建瓴的理论概括把握能力。陈传才先生则兼备二者，他的理论概括精到圆览，游刃有余，又有具体作品分析与批评实践的有力支持，且经几度寒暑辛苦劳作，认真爬梳，自然获得重要收获。我为先生的成就而欣喜有加，并推荐给学人们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