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文学研究走进21世纪了，带着它稳健而难免浮躁的步履、昂扬而不乏沉郁的神情。公元6世纪的罗马教会法学家小狄奥尼西制订基督教历法的时候，他怎么会想到这种公元纪年在被一个东方文明古国采用不到百年，竟然激起了如此强烈的令人心弦颤动的“跨世纪意识”？这也难怪，在这百年的另一端即1900年，留给中国人记忆的是当时的“列强”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梁启超被作为悬赏十万银两捉拿的国家要犯，只能在日本鼓吹新民思想和政治小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林纾录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问世不久，而署名出版《马氏文通》的马建忠也在这年去世了。而在百年的这一端，中国经济已在改革开放中取得连续20年的调整发展，综合国力已超过当年列强八国的部分国家，并保持着进一步发展的势头。文学研究经过数代学人的拓荒和奠基，已经初步建立了现代学术体系。一批具有不同程度的经典价值的著作将载入20世纪学术史，整个学界以改革开放的思路，已经恢复和积蓄了不可估量的开拓创新的活力和潜力。纵观百年沧桑，所谓“跨世纪意识”，乃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意识，因为发现大有可为，所以思考如何为。 历史提供思考的基本主题，全在于一句简明的话：我们走进新世纪。任何对文学研究之未来进行展望与规划，若与历史意识相隔合，都必须立足于现实对文学学术发展所提供的可能性的深度把握和认知上。古语有所谓“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注：《论语·为政篇》所述孔子语。），这是祛除障蔽的好办法。适应历史要求，文学研究界有必要考察审视一下：走出旧世纪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我们走进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纪”？在此走出走进之间，我们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姿态”？三思而行，始能致远。深刻的“我们”自审，岂不是思考整个文学学术建设的比较可靠的逻辑起点？ 中国文学研究在20世纪，可以说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学术形态由古典到现代的历史性转型。这似乎是一句说俗了的话，但实际上是这百年文学研究的“我们”，在漫长的中国学术史上的身份证和最重要的贡献。所谓“基本上”，就是说有的地方还要补课；所谓“基本上实现转型”，就是说我们的任务是对已经建立的现代学术体系进行革新和创造、充实和开拓、调整和完善，逐渐建立具有大国风范和世界视境的学术创新体制，而不是通过什么文学运动从根本上颠覆原有的现代学术体系。它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将不再是古典与现代的简单化的二元对立，而是在不懈地追求学术现代性（包括原创性、开放性、自由探索和文化生态的完善）的同时，对浩繁而灿烂的古典智慧进行深度的现代转化，开展一种会通古今、融合中外、崇尚原创、有容乃大的文学学术建设工程。这里不妨借用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术语“三段式(Triade)”来作比喻，来描述学术发展的趋势。如果说古典智慧属于正题，20世纪的现代学术属于反题，那么新世纪的文学学术创新体制就应该属于融合正反双方的积极因素，从而达到更高更新的合题了。这当然不是黑格尔式的止于至善的绝对精神，而是正中有反、反中有正、正反互推互驳互补互融的具有充分历史动态感和创造活力的合题。 在历史过程中认知20世纪文学学术的身份之后，对于这个“我们”的学术品格就具备了更加准确和深入地体认的前题。历史是一条漫长的头绪纷繁的曲线，随便截取简短的片断，是有可能造成直线性的误认的。中国传统文学学术自有其特定的模式，《四库全书总目》总述“诗文评类”云： 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锺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注：《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整理影印本，第1779页。） 这里所列的五种体例的专著，若加上史籍的“文苑（文艺）传”（部分重要作家有专传）、“艺文（经籍）志”有关的论述，以及章句笺注方式的诗文总集别集、作家文集中的序跋书简和论诗绝句、明清两代小说评点，共计十类，也就可以总览20世纪以前中国文学学术之大体了。中国古代文学学术重实录、重直觉的品格，也在这十大体例类别中透露出来了。 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虽然对传统的十大体例类别的若干部分有所承袭和推进，甚至取得一些超越古人的成就，但代表其发展趋势的总体品格是开放的、动态的，在破旧立新中打开了一个千古未见的变局。酿成变局的基本策略，是输入西方近代学术观念和思潮。王国维在20世纪初就说：“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注：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科大学章程书后》，收入《静庵文集续编》。）他主张中外兼通、光大国学，而胡适则主张引进西洋学术观念和手段，从学术体系重造的意义上清理文学史料，用他口号式的表述方式来说，就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注：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载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1号。）。后来钱锺书则从中西学术沟通上作了这样的反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注：钱锺书《谈艺录·序》，中华书局1984年补订本，第1页。）这些学术立场和角度不同的说法，以胡适之言一时社会影响最著。 经过晚清维新思潮，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研究在借鉴西方学术体制中，终于对学科本身进行了研究对象和内在逻辑的分类，并且加强了它的现代性、科学性、思辨性和系统性。即以文学史写作为例，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开了文体史研究的先河。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直至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直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唐弢和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以及钟敬文的民间文学史研究、袁珂的神话史研究，如此等等，都为文学史及其相关分支奠定了基础，并且伴随着学科的发展而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印的《中国文学史旧版书目提要》，著录1949年以前各类文学史著作320余种。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版本概览》，著录1949-1991年间的同类史著578种（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85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旧版书目提要》，著者为陈玉堂；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版本概览》，著者为吉平平、黄晓静。）。若加上近年出版的数字，20世纪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当在1000种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