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0)02-0036-06 一 世纪之交的中国，在将现代化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进程中，面临着许多世纪性的重大课题。对于文学理论批评来说，在经历了新时期以来20多年开放性变革发展之后，如今也面临着一个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建设面向21世纪的文艺理论批评的观念和话语体系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理论界正开展热烈讨论，也提出了种种建构设想，其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呼吁和构想。近年来文艺学界举行过数次这样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一些理论学术刊物也以此为题展开探讨。从讨论情况看，持“转换”论观念的多为古文论界的专家学者，分析其持论的缘由，除了可以理解的“专业情结”外，大致还有这样几点：一是有感于我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盛行着西方“话语霸权”，中国文论差不多完全丧失了自我话语权力，对这种“文化殖民”现象，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国文论需要夺回本属于自己的理论阵地和话语权力；二是呼应海内外有些人关于21世纪是亚洲世纪、特别是中国世纪的鼓吹——既然如此，中国文论在世界上怎能没有相应的地位，怎能不发出自己的声音？三是中国文学在历史上曾经辉煌过，与此相适应，中国古代文论也自有富于特色的理论话语系统，完全不逊于西方文论，我们为什么非要“拿来”而不可以“自给”甚至是“送去”？问题只在于，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中，中国古代文论没有能够实现现代转换，那么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正应当抓住机遇再来一次跨世纪的文论大变革，真正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从而在世界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从这些理论主张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非常浓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精神，这作为一种人格品质，当然是非常可宝贵的，在任何时候都会使人肃然起敬。但是从学术品格（以探求和服从真知为要）来说，这种民族情感却又未必值得称道，或许还会带来某些负面的东西，如遮蔽应有的学术视野，导致理论探讨上的偏颇等。就“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这个命题而言，如果不是停留和满足于情绪化的鼓吹，而是站在科学理性的立场，从现代知识转型的意义上来加以思考探讨，那么这个命题的学理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从实践上看，倘若把它作为当代文艺学变革与重建的理想出路甚至是唯一的必由之路，则很可能导入误区。 二 无论是从理论逻辑还是现实逻辑来说，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如果真的能实现这种“转换”的话，在20世纪初这个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就应当实现这种转换，或者至少步入转换之路，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而是如有人所描绘的那样，恰恰是发生了传统文化（包括文论）的世纪性大断裂，古代文论在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中几乎完全丧失了话语权力，这样才带来了世纪末重提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和话语重建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有人试图归咎于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态度——过于激烈的反传统，过于迷恋倾向于“西化”（广义所指，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等所有域外文化的接受），以致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断裂。我认为，这还算不上是原因，而只能说是现象——一种特定时代条件下的文化选择现象。问题恰恰在于，这种文化选择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想，这只有从某种文化选择行为与时代变革发展需要的相互关系中去寻找答案。 本来，世纪初应当是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最好时机，同时也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比如，中国社会从近代到现代的变革转型，为古代文化和文论的现代转化提供了“同步转”的适宜的转换条件；并且从近代文学改良主义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无论是激进主义还是保守的改良派，可以说都是一些饱学传统文化，甚至学贯中西、并具有现代变革意识的文化精英，如果由他们来实践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应当说是再合适不过。不能说他们不懂传统文论的价值，也不能说他们没有变革转化的意识，事实上有许多人，包括梁启超、王国维乃至鲁迅等，都曾在这方面作过努力，但传统和现代始终是两张皮贴不到一起。正是由于对传统文化的失望，才使鲁迅等人不得不“别求新声于异邦”，作出“西化”的文化选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本来具有极好的机遇条件却事实上没有实现这种转换，原因只有一个：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并不能提供现代社会和文学变革所需要的东西，它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社会和文学转型发展的基本要求，而西方的文论，特别是西方近代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却恰恰更能适应这种现实需要。这样，舍此求彼的文化选择就成为必然的了。 说中国古代文论不能提供现代社会和文学变革所需要的东西，不能适应新时代的现实要求，这也许不单是我一个人的看法，而是学界不少人都具有的共识。倘若要加以论证，可以从多方面条分缕析，这里仅举其大端略述一二。 首先从文学形态角度来看。任何一种文学理论，都是对一定的文学形态加以观照总结的结果，反过来又成为对该种文学形态进行观照阐释的理论依据和批评话语。中国古代的文学形态主要是抒情写意性的诗文，其中尤其是言志抒情的诗长期占主导地位，这或许可称之为古典表现主义的文学形态。在此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文论，也显然主要是一种诗文理论（其主干则是诗论），就其性质来说可以叫作古典表现主义文论，在这一点上人们的认识似乎没有多大分歧。本来，元明以降，以诗文为主流的古典文学形态开始发生历史性的变化，戏剧、小说日益崛起并逐渐取代诗文占据文学主流地位，这是中国古典文学适应社会变革发展而作出的一种自我调整，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预示着文学形态从表现型为主向叙事型为主转变的基本趋向。（注：按朱德发先生的看法，明代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移位于文学领域的中心地带，表现了古代文学向现代转化的一种新取向。朱德发《中国文学：由古典走向现代》，载于《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然而，中国古代文论及其文学批评形态却并没有随着文学形态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转化——没有从传统诗文理论体系的框架中跳出来建立戏剧、小说的理论体系和批评形态（相对而言，戏剧理论批评要更系统一些，但局限仍然很大），而是仍然沿用传统“诗文评”的理论话语和批评方法（如序跋、评点等）来勉强对付新的文学形态，其捉襟见肘显而易见——要问古代文论为何在20世纪未能实现现代转换，恐怕首先就该追问一下这种古典文论体系中的“前转换”何以没有实现？这究竟是因为传统的以诗文为文学“正宗”的观念过于强固，以致历来被歧视的戏剧小说实际上居于主流地位而仍然不予正视？还是由于诗文理论传统的力量过于强大，使得人们难以冲破它的樊笼？抑或是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所谓戏剧小说仍不过是抒情写意的一种新形式，并未超出中国文学古典表现主义的大圈子，因而用不着在理论批评上另起炉灶？这些都值得认真探讨，这里姑且存而不论。进入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形态无疑更是以叙事文学为主，尤其是现代小说、报告文学、话剧等，适应人们认识批判现实的需要更得到长足发展；即便仍属表现型的诗文，也已大不同于古典形态的吟咏性情，而是走向诅咒现实、讴歌理想和追求个性解放，是一种全新的现代表现主义。面对中国现代文学形态这种划时代变化，完全建立在古典表现主义文学形态基础上的古代文论更是无以应对，在它的理论系统中根本就找不到、也“转换”不出一套适用于新时代文学形态的理论批评话语，因之它在新世纪被疏离而断裂就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与此相对照，倒是西方近现代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及现代主义文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诸多理论范畴和话语，比如主观与客观、理想与写实，以及表现、再现、形象、典型等等，恰恰能更切实地对文学现实给予批评阐释，因之，它们的被“拿来”也就成为一种合乎逻辑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