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6）05—0049—09 在一个消费主义甚嚣尘上、商品经济席卷全球的时代，艺术的苑地也早已改头换面地向新兴的文化市场开放。时至今日，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作为艺术的“诗”不仅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而且还可以被出售，能够让一小撮人先富起来。这让曾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逻辑起点的艺术与经济的关系，再次作为审美现代性话语的一个话题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一、艺术并非穷人的宗教 关于艺术与经济之关系的话题，曾为形形色色的“文艺社会学”所乐此不疲，它们共同的思想源头始于马克思的一件手稿。“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绝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在上面这段曾经众所周知的话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艺术发展与物质生产力的“不平衡”说。按照这位共产主义思想家的看法：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而是这些在物质水平并不发达时产生的艺术，何以在当今大工业时代不仅“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1]90—91。尽管马克思的意思很清楚，但还是被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们给曲解了。 奥地利学者库尔特·布劳考普夫指出：“许多以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为依据的艺术社会学文献，都是十分机械地理解经济要素起支配作用的观点。”[1]87 由此而生出的“经济决定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一些坚守学术立场的思想家的批判。事态的发展验证了马克斯·韦伯的这个见解：“在文化现象的领域中仅仅寻找经济的原因，并非任何时候都是有意义的。”[1]139 因为在经济决定论后面垂帘听政的，是体现某种社会集团利益的“意识形态”决定论。这种烙有“书斋制造”标志的典型的理论主义，其症结在于试图将一个具有复杂性的对象，以经济这个单一的元素予以概括。它完全无视这个基本事实：从具体艺术实践来看，“把经济条件转化为意识形态需要一个过程，它是永远不能完全阐述清楚的”[2]10。所以，现代诗学对这种经济决定论的否决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否认经济对于艺术实践拥有客观影响。 这首先表现为审美体验的超功利性与经济活动的功利化追求之间的冲突。虽说一些热衷于理论主义游戏的文人墨客不厌其烦地四处推销所谓的文化差异论，但人类文明的基础建构存在着惊人的相通性，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其中之一便是对财富的抨击与贬斥。中国民间“无商不奸”的老话说明了一切，《圣经》里那句“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的名言同样是这个意思。具体到作为高尚精神活动的人文艺术，与经济活动所带来的“肮脏利益”间的反差似乎尤其强烈。法国古典主义文艺理论家布瓦洛在《诗艺》里要求年轻作家：“你们要为荣誉而工作，可鄙的财利永远不应成为一位杰出作家的目标。”“诗歌里没有金钱，同样金钱里也没有诗歌”[3]111，一位英国作家的这番话，体现了传统的艺术立场。 不能认为这种立场是毫无依据的。从美学的角度讲，经济与艺术的这种对立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经济所代表的物欲生活观往往满足于饮食男女的世俗人生，缺乏真正富有生气的精神追求。比如，由于无法找到作品的买主，凡·高生前的穷困潦倒众所周知，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的画的题材多为日常世界中穷苦生活的现实写照。他母亲曾善意地劝儿子画些“有地位的妇女”，但凡·高的回答让人印象深刻：“她们都过着安乐的生活，所以她们的脸上没有使人感兴趣的地方。”[4]129,361从艺术实践方面来说，凡·高无疑是对的。空前绝后的电影大师卓别林的成功之道也如出一辙。匈牙利电影学家巴拉兹曾经有过总结：卓别林所塑造的那个冒失而善良的流浪汉的魅力，让人们发现了“一种忧伤的受难的美”的特殊价值。 同样说明问题的还有一代女星格丽泰·嘉宝的成功秘诀。正如巴拉兹所分析的，只有美貌不可能如此流芳百世。“不论面部的线条如何美，如果它布满着欢乐的笑容，如果它在我们这样一个世界里能够是开朗愉快的，那么它一定是属于那种缺乏高尚情操的人的脸。”作为与众不同的绝代佳人，“嘉宝的美是一种向今天的世界表示反抗的美”[5]307。这就是让人世的苦难历程进入艺术的视野。认为富裕生活与诗意人生难以兼得，这种由来已久的观点有着重要的心理学依据：幸运生活通常会遮蔽我们的生命意识，使之陷入一种“存在的无意识”境遇。一言以蔽之：“幸福的人们从不幻想，只有得不到满足的人们才幻想。”[4]361 物质上的成功所带来的富裕生活，容易让人踌躇满志，失去继续奋发向上的进取心，滋生骄奢淫逸的心态。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有言：“当人们觉得自己受幸运之神眷顾时，很少会更深入更认真地去对待自己。”[6]91 西班牙思想家乌纳穆诺也说过：“那些不曾受苦的人不会懂得愉悦，就像那些不曾感觉冷的人便不能感觉热。”[7]102 法国哲人蒙田同样写道：“当我想像一个人被称心如意的快乐团团包围，我会感到他将被快乐融化，他绝对吃不消那样的快乐。”[8]383 自然主义小说家左拉更是颁布了“贫困诗学”的宣言：“我们相信，在粗糙的真实中比在巧妙的谎话中，有更多的美；在下层社会中比在全巴黎的沙龙中，有更多的诗意。我们认为痛苦是好的，因为它在人的全部感情中，是最深刻的。我们把个性放在丑恶之上，把痛苦放在可爱之上，把穷困的现实放在法兰西的全部财富之上。”[2]40 从诸如此类的经验之谈中，诞生了“艺术来自穷困”的主张。在中国传统中，自司马迁《史记》里发出“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后，韩愈的“欢愉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和李白的“哀怨起骚人”（《古风》）等说法，更为历代文人墨客们普遍认同。宋代诗人陆游在《读唐人愁诗戏作》里生动地表示：“天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不为千载离骚计，屈子何由泽畔来。”英国评论家克莱夫·贝尔甚至呼吁：“让艺术家成为一个乞丐，靠社会的慈善事业生活吧，让那些勤劳的、讲求实际的工作者们得到他们所喜欢的一切——高工资、缩减的工作时间、社会上的关心、广泛的享受吧，而艺术家们只要有足够的糊口的东西和他们的行业所需的工具就行了。”[9]175 显然是基于这样的观念，给了富裕而吝啬的画商韦森布吕赫一个拒绝凡·高求助的绝妙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