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意义的追寻

——金元浦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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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5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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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手记:金元浦,1951年生,浙江浦江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主编,辑刊《文化研究》主编。文化研究网www.culstudies.com总编。金元浦教授的《文学解释学》是国内全面系统研究当代文学解释学的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理论专著,在《接受反应文论》中,他仔细梳理了当代西方现象学、解释学与接受美学的发展史,而在《大美无言》与《读者,文学的上帝》两部著作中,他又用文学解释学的理论深入到作品解释与批评的实践中。这四部著作分别从史、论与批评实践的角度共同构筑了一个成熟的文学解释——接受批评的理论体系,在我国当代文艺学建设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本访谈即是围绕文学解释学的有关问题展开。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创立的哲学解释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您认为,当代文学理论和文艺批评可以从解释学那里得到哪些启示?

      ○解释学给我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刻启示是,我们总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从一定的视域去理解和认识对象,换句话说,人类对于对象世界的认识与解释总是以一种有限的框架去对无限时空中生生不息的对象世界予以框定。比如在文学研究中,任何一个研究者、解释者都不可能以清明无染的“白板”状态去“忠实”地反映生活或映照文学作品本身,而必然以一种前理解状态或前理解构架进入理解与研究。一个文学研究主体的前理解构架,既包括文学基本知识的储备,文学研究范式及已有成果的深刻把握,更包括一种由当下历史语境所决定的问题意识。我们的社会现实对文化、文学的发展提出了什么新的问题?文化、文学又是如何通过自身的显著变化来应对的?一个理论家、批评家应该带着问题意识进入阐释与研究,开始自己的言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文艺学研究具有鲜明的当下性和实践性。

      其次,更具体一点说,解释学有关文本意义生成的理论探讨,为我们重新思考文学作品的意义提供了启发。一部作品有什么样的意义?当我们解读《诗经》时,究竟是理解诗作者的意图,还是理解《诗经》对于今天的我们表达了什么?我们能否复原诗作者的意图?等等,这些问题构成了我们文学解释学研究的核心。

      ●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由什么来决定,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传统文艺学曾经认为,它是作者思想意图在作品中的投射,我国古代的知人论世批评与西方19世纪的作家传记批评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体现。20世纪以来,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同时把文学研究的重心从作家创造转向作品自身,认为是文学语言的组织、程序、形式与技术等产生了意义。那么,文学解释学的文学意义观又有哪些创新或特色呢?

      ○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读者中心论的兴起与衰落,在世纪末又由接受美学转向了新历史主义。可以说,此起彼伏或相互制衡的各种批评范式都曾经对文学意义进行过探讨。除了你刚才提到的作者意图论和文本形式意义论之外,曾经深受解释学影响的接受反应文论旗帜鲜明地认为,一部作品的意义只能在读者的接受行为中生成,从而应该由读者来决定。

      相对来说,文学解释学的意义观更为辨证。它将文学意义的生成放在动态的时间流程中考察,使作者、文本与读者一起进入到文学意义生成的本体世界。它是一种对话的意义观,认为文学的意义既不是作者的原意或文本语言形式的某种内在特质,也不是读者主体感受的任意制造,而是产生于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从作者方面说,他的创作作为一种表达,必然通过各种策略传达了他丰富深刻的人生经验,寄寓了自己的爱憎态度与价值判断,并尽可能成功地使它们体现在文本的内容中,使文本具备进行交流的潜能。从读者方面说,富于主动性的接受者能够凭借自己丰富的人生经验积累来投入到作品中,以自己为媒介来体验他人。这样,作者的经验与读者的经验就以文本为中介形成了交流和对话关系。在对话交流中,作品的空白与未定性因读者而得到充实、丰富,读者的期待视野因文本而得到调整、提高,文学意义作为作品与读者两个世界的对立中介的第三生成物被建构出来。通俗地说,文学的意义不是被“发现”的,也不是读者主观赋予的,而是在作者、文本、读者的多维交流对话中生成的。

      ●您认为文学的意义根源于对话与交流,但是,一般而言,作者和读者是不可能直接面对面地交流的,他们只能通过文本这一语言媒介来沟通。那么,应该如何来理解语言与文学意义生成之间的关系呢?

      ○伽达默尔曾经提出一句名言:能被理解的更好存在物就是语言。他的意思是强调语言就是理解本身得以进行的普遍媒介。但是,我们不妨换一个思路来反思这一命题。如果说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那么,语言能否表征存在?语言能否表征我们置身于其中的整个世界呢?我认为,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思考语言与文学意义生成之间的关系。

      依我看,人类语言的表征是有限度的。语言总是试图以自己的概括性和普遍性去把握生生不息的世界、具体鲜活的现实人生,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人类文学艺术活动中由审美体验带来的那种奄忽缥缈的直觉、微妙倘恍的感受、绵远朦胧的神思、曲致玲珑的情感、玄深幽微的哲理等等,它们的丰富性远远超过了语言的丰富性。所以我们经常可以从作家那里看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妙处难与君说”等等诸如此类的慨叹。这种艺术体验的丰富性与语言的局限性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带来了人类表征的危机,但同时也造就了人类艺术表达的技巧:暗示、空白、隐喻、象征等等,从而形成了文学文本的未定性与意义空白,为读者创造性地解读文本、参与对话交流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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