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有了明显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即：批判之风再起；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中国特色”研究得到了强化。下面分别加以考察。 1.批判之风再起 中国思想理论界是在全国又一次“拨乱反正”的新情势下进入90年代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思想理论上的“乱”与“正”，尽管在一定时期与一定政治思潮有某种联系，但它毕竟是学理范围内的事情，必须按照思想学术的规则在深入地探讨与争鸣中，去鉴别，去矫正，而且还需经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不然就会犯简单化的错误，影响学理的健康发展。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个突出的情况是，90年代最初的二三年间，一些占据有力地位的人，把某些比较敏感的学术问题政治化。并从政治的角度居高临下地开展批判。 这一时期受冲击最大的有三个人：李泽厚、刘再复、王蒙。批判的内容，是他们发表在80年代的有关专著和论文，主要有李泽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美的历程》、《答问录》，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王蒙的《文学三元》（以及小说《坚硬的稀粥》）等。这些论著，在发表当时有的也有过不同意见，有些批评还相当尖锐，如陈涌等人对刘再复“文学主体论”的批评，但总体上还是在学术争鸣的氛围中进行的。然而同样的问题，进入90年代，骤然升级，本来正常的学术争鸣，一下子变成一边倒的政治性批判。 三人中又以李泽厚受力最猛。据有关统计，仅1990至1992年间即发表专题文章60多篇。50余万字，从哲学、美学、文学、政治等多角度进行批判。除此之外，还由有关部门联合召开了两次专项会议，分别对他的“救亡压倒启蒙”、“新启蒙”、“西体中用”以及“主体性实践哲学”、“人类学本体论哲学”等理论主张进行集中批判。会议强调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还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广泛的领域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极为突出。……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李泽厚及其著作为什么曾一度在我国走俏。也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必须对李泽厚的政治、哲学观点开展严肃的，原则性的讨论和批评。”（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6期）可见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成为这次批判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对李泽厚的批判主要是在哲学界进行的。这里从略。 就文学界而言，首当其冲的是刘再复，不仅文章众多，而且抨击相当严厉。1990年11月，由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等十多个单位联合举办的专题“讨论会”，对他的“文学主体论”做出如下的判定：理论上，宣传主观唯心论、历史唯心论和抽象人性论。把抽象人道主义作为文学的旗帜。用“眼泪”文学来批判社会主义现实。政治上，“文学主体性”的呼唤，直接与资本主义道路联系了起来，根本否定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传统和成就，否定了以《讲话》为核心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贡献和理论价值。否定了“二为”方向，为“精英文艺”大造舆论；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有损党对文艺的领导和否定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不仅要消解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明显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进行了直接的攻击和根本的否定。其影响，不仅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界的泛滥，而且酿成了文艺创作的大滑坡大倒退。并认为，刘再复从反对文艺领域的“机械反映论”、“庸俗社会学”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发展到比较系统、全面地曲解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说，蔑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近些年来文艺学领域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的言论的变化轨迹。实际上是政治化的学术，或打着学术旗号的政治，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1期）这一判定不仅集中表达了当时批判意见的基本观点，而且作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不容置疑的气势。对刘的“批评”还涉及他的散文创作。有一篇代表性的文章，题目是《“心史”唱出“杀伐之声”——评〈寻找的悲歌〉及其评论》。（同上刊，1992年第2期）作者得出结论：刘是一个“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与个人主义人生观的理论家”，他“逆历史潮流的追求”站在错误的营垒里摇旗呐喊。其心灵的异常孤独、寂寞、痛苦，其发誓要进行绝望的寻找，乃是咎由自取的没落的悲剧。这恐怕很难算是学理的批评。 王蒙的《文学三元》被指认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观的“怀疑与否定”，“对西方文学思潮的首肯与宣扬”，必将导致“文学本质的取消论”（注：见严昭柱：《论文学本质多元化的实质》，《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1期。）他的《坚硬的稀粥》被说成是篇“影射现实的政治”，“政治倾向有严重错误的作品”。（注：见山人：《〈坚硬的稀粥〉，是一篇什么作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6期。）不仅如此，直到90年代中期，他还受到全面“批评”。两篇典型的文章是刊登在《中流》上的《王蒙其人其事》和《文艺理论与批评》（1995年第4期）上的《有感于王蒙的处世哲学》（山城客）。这题目立刻让人想起“文革”中的大字报，不用看内容便可知道它的政治分量。 李泽厚，刘再复，王蒙，一个主要在哲学界，一个主要在理论批评界，一个主要在文学创作界，理论上互相支持呼应，确实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理论（也包括创作）自然也有不足与失误，完全可以批评与商榷，但正常情况下，应该主要在学术的范围中进行，并且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也允许被批评者有反批评的权利。然而上述的所谓“批评”却基本是在政治的层面并且依托于政治而进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面倒的政治性的批判。 这种政治性的批判之所以能够重新盛行一时，是同一部分占据有力地位的“批评者”的思想认识有关的。这些人实际上对于新时期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修正和调整始终没有想通，他们认为不提“三论”（即“从属论”、“服务论”、“工具论”）是一种理论上的失误。这种思想，在新的“拨乱反正”中找到了适应的气候。 1990至1992年间，资深理论家陈涌接连发表《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手记》、《要恢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毛泽东与文艺》等三篇文章，（注：三文依次见《文论月刊》1990年第1期，《中国文化报》1990年5月23日，《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其中心问题，就是试图从理论上重新论证“文学——从根本上——是服从政治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他认为，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政治与意识形态之间，“是决定和被决定，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理论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有机部分，它必须“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关于文学应该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以及文学应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毛泽东关于“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论述，关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的论述，是他“根据现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丰富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些理论至今并未“过时”，必须继续予以确认。这是一个“不能有任何模糊，任何模棱两可，任何折中调和”的“重大的原则问题”。与此相呼应，《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自1991年第5期起，开辟“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待文艺问题笔谈”，再度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性”，“西方文化的渗透和我们应有的对策”等问题进行阐述与探讨，要求“文艺应当帮助人民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