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重建与文学批评 20世纪在西方被称为“批评的世纪”，各种式样的文学批评流派纷纷涌现，概念术语体系新招百出，从历史和内容趋向语言和形式，又从语言和形式返回历史和内容，发表了许多新鲜而深刻的见解，也留下不少缺陷和偏颇。 从“五四”以来，尤其最近二十年来，我们大量地引进和借用了西方“批评的世纪”的许多观念和术语，包括“新批评”、接受美学、原型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女性批评和后殖民思潮，等等，在偏执一端或综合兼容中成就了一批有特色、有才华的批评家，也拓展了文学创作和理论建构的视野。但是浮躁空泛之风极盛，概念卖弄成为时髦，并未能创造出中国的“批评的世纪”，批评的权威性在相当程度上反而跌了价。 应该看到，西方的式样翻新的理论思潮往往是通过互相颠覆和揭短来开拓自己的新思路，并证明自己的合理性的。它们之间就充满着互相矛盾或各执一端的价值系统。而且西方思潮得以产生的文化情境和中国接受者的现实文化语境之间，也存在着价值的差异和错位。用别人的嘴巴来对自己评头品足，一方面固然使自己有更多一点自知之明，另一方面可能在更大程度上使自己手足失措，陷入迷失自我的尴尬。在现代社会中，采取开放态度，广泛地汲取、选择、消化和融合世界人类最新的精神文化成果，作为自身多样性文化探索和创造的资源，这是启迪和激发自身的现代性创造的需要，绝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但是这种多样性创造，必须是有主体意识的多样化，必须把多样性与主体性结合起来，从而充实自己独立的创造精神，或原创性。也就是说，外来的文化思潮可以做为我们的创造性的参照和借鉴，却不能代替我们的创造性本身。从来没有过不依靠自身的独创，而专门贩卖外国的时髦货色，就能创造出包含着自己的血脉和信仰在内的精神家园，就能创造出自己理论的权威性和大国风度来。 就借鉴外国的批评流派和方法而言，我们也不能借鉴其皮毛，而要认清其实质；不能被其概念术语弄得眼花缭乱，而要把握其深层的创新机制和创造过程。西方自14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已经用了几百年时间把古希腊罗马、希伯莱和欧美本土文化，进行反复深耕细作式的开发和现代化改造，从而形成深厚的现代性土层。因此20世纪的“批评的世纪”，不管如何式样翻新，一再“颠覆”，也很难动摇它这种已成传统的深厚根基。如果一个东方后起的现代文化不去借鉴西方用了几百年才逐渐积其功的现代化转化的过程，潜心静气打下自己底蕴深厚的现代文化的根基，就过分浮躁地学习西方世界常常成为过眼云烟的颠覆姿态和颠覆行动，就很可能损伤自己的文化元气，造成文化贫血和文化痉挛。中医用药都讲究对症施治，初生婴儿不能用狼虎猛剂，我们一种后起的现代文化为什么屡用猛剂，舍不得潜下心来做一点建设性的现代文化元气的积累？这实在是令人大惑不解的事情。 美国的例子，很值得我们深思。20世纪前期，美国经济崛起，却尚未建立文化优势。在欧洲绅士的心目中，美国人的文化品位简直有点像“欧洲人失落的外甥”或“逃学顽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olt)总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演讲时强调，要把“我们文化中的那些经过烈火考验的菁华传给青年一代”，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生命得以延续”的问题。这位高明的总统，似乎带有当代西方文化学者所批评的“民族主义”色彩。二战以后，美国社会以巨资巨力投入他们的“美国学”研究和建构，从历史渊源和文化结构诸层面，阐释他们的“熔炉文化”和“清教—杨基Yankee精神”，从而建立了处于强势的美国人文价值系统。这种文化优势连他们的欧洲伙伴也为之侧目，加强自卫，更不用说他们挥舞着“民主”、“人权”的“软力量”（克林顿语）对其他民族颐指气使了。 没有一个真正优秀的民族，不在经济勃兴的同时，开展出色的人文精神和价值体系的创造，并使之化入自己的血肉灵魂之中，作为精神形态的生命线的。这大概就是《易经》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要义所在。还可以举出两个极端的例子。公元前的一千年前，西亚有腓尼基和犹太两个民族比邻而居。前者在地中海的贸易中，通过聪明狡诈的生意经获得巨大财富，甚至在犹太族所罗门国王兴建耶路撒冷圣殿中成为他们的债主，获得他们的割地和劳役。但他们对艺术和科学非常冷漠，“腓尼基的国土是一间没有灵魂的账房。它的灭亡是因为它们把装得满满的财宝箱作为公民自豪感的最高理想”（房龙《文明的开端》中语）。它灭亡之后，除了因贸易方便而发明22个字母，影响了希腊字母、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的产生之外，几乎没有给人类文明留下过其他重要的痕迹。犹太民族则创造了《圣经》中的宗教和文学，以及“爱邻如己”和神授正义的价值观念，影响了几乎整个西方社会的精神世界，本族人民在放逐散居的逆境中，文化血脉一线延续，为人类贡献了丰富的智慧，创造出独特的“犹太奇迹”。人类文明史这些案例告诉人们，重经济而抑人文，或重人文而轻经济，都会造成一个国家民族发展机制上的失衡，或迟或早都会付出民族生命上的代价。文学创作及其批评，作为影响极巨、渗透力极强的精神行为方式，无可推卸地在国家民族的协调发展和长治久安中，负有充实民魂、鼓舞民心、振奋民志的审美责任。它应该以丰富多彩的精神探索和创造，滋润自己的父母之邦的积极想象力、创造欲望、图强意识、忧患情怀，以及对美的执著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