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09）05－0098－07 ［收稿日期］2009－07－10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领域，论诗诗是一种独具魅力而又富于理论内涵的形式。与其他诗学批评方式相比，论诗诗不仅最具艺术气质，同时包含着渊深而广阔的阐释空间。从外在形态看，论诗诗似乎处于一种散在的状态，但从中又可以寻绎出某种内在的整体性，即一贯的诗学观念、鲜明的批评主体立场，以及系统的诗学价值标准等。 自唐代杜甫《戏为六绝句》开论诗诗风气之后，以诗论诗便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金元时期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更以大型论诗组诗的形式建构了中国古代论诗诗的里程碑。我们仅从郭绍虞、钱仲联、王遽常于1980年代初期编撰的《万首论诗绝句》中即可窥见这种独特理论形态的规模。更有意思的是，一些组诗标题直接效仿元好问，如王士祯的《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袁枚的《仿元遗山论诗》、谢启昆的《读全唐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一百首》、张晋的《仿元遗山论诗绝句廿四首》等。此种情形不仅说明元好问论诗诗影响之广，更可见出这种理论形态为论者喜爱程度之深。 然而，这种“以诗论诗”的理论形态，在思辨的、逻辑的现代理论形态面前，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缺憾，郭绍虞指陈道：“因为论诗绝句，毕竟是文学批评中一种特殊体裁，它的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由于是韵语，不可能像散文这般的曲折达意，于是常因文词晦涩而引起误解，此其一。又由于篇幅太短，不可能环绕一个中心问题而畅发议论，于是又不免因琐屑零星而不易掌握全篇的核心，此其二。”[1](《后记》)然而，没有缺憾的理论是不存在的，文学批评的形态本该是多样的。而正是这种理论形态的特质乃至缺憾，造就了其独特的批评深度和魅力。论诗组诗有着与诗话或评点相比更奇特的韵味和穿透力，而某些已成为诗史上的经典名篇则超越了诗论的范围，具有了穿越时空的哲理价值。 一、以辨体意识营构诗学系统 论诗诗是作者以自己的审美观念、诗学标准对诗歌史或诗人、诗歌流派、作品所作的价值判断。论诗诗大多是有具体的批评对象的，当然，也有一部分是泛谈诗学观念的。从表现形态上看，论诗诗集中体现了中国诗学特有的辨体意识。关于“辨体”这个概念，虽然学术界使用颇为普遍，但由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方式和表述习惯，似乎罕有学人对此作出明确的界说。笔者认为，辨体即以某种文体的体制特征为客观依据，以批评主体的价值取向为取舍或评价标准，对文学作品进行文类归属判断、正变源流描述、价值高下评析以及风格真伪辨别的文学批评方法及其批评实践活动。辨体是中国古代诗文评论中很多作者普遍秉持的批评角度和方法论，在诗学中则以诗的各种体式特征和审美风貌为辨析依据，对诗史上不同诗人、诗派或作品的正变源流加以考察和批评，从而得出价值判断。即如明人许学夷所言：“诗自三百篇以迄于唐，其源流可寻而正变可考也。学者审其源流，识其正变，始可以言诗矣。”[2](P1) 论诗诗的成熟形态基本上都是组诗，从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开始，论诗组诗的形式渐趋成熟，至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臻于全盛，以至成为后世论诗诗的效仿对象。这种大型论诗组诗的形式之所以广为论者所用，其原因就在于单首绝句很难全面阐发作者的诗学见解，而大型组诗则能突破这一局限，一方面能够展示诗史风貌，另一方面可以辨体意识对诗史作出选择与判断。如果说大型论诗组诗为论者提供了纵横上下的诗史空间，那么辨体意识则使论者有了个性鲜明的论诗视角与褒贬尺度。 论诗组诗所展现的诗史风貌异常宏阔和丰富。以此而著名于世的诗人大多在中国诗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他们有着深邃而宽广的目光，有着大气吐纳的胸襟，动辄以数十首的规模勾勒诗史、褒贬诗人、嗤点诗篇，非是偶然兴起或随意好恶，而是有着纵览千载的诗学眼光和史家气魄。论诗组诗之所以在诗学史或文学批评史上成为特殊的景观，是与其所展现的诗史风貌密切关联的。对此，很多学者都有清晰的认识，郭绍虞甚至认为，可以将论诗组诗作为诗学批评史去读，他说：“评论作家作品的大型组诗，涉及面广，自成系统，可以作为诗学批评史读。其中统论历代作家的，如元好问、王士祯、屈复、姚莹、况澄、朱庭珍、李希圣、邓镕诸家所作，可以作古代诗歌史或诗歌批评读；专论一代作家的，如虞鈖、冯煦论六朝人诗，谢启昆、俞国琛论唐诗，焦袁熙、谢启昆论宋诗；还有专论金元明清的，这些都可以作为断代的诗歌史或诗歌批评史来读；论一个地区的，如论湖北诗，论四川诗，论广东诗，都可以作为地方文学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再如论女子诗，则可以作妇女史或艺文志读。”[3](《前言》)然而，大型论诗组诗的意义还不仅仅是诗歌史风貌的呈现，更在于诗人是以批评家的辨体意识来评价、选择诗史的价值判断。如果说诗歌史的框架给了诗论家一个广阔的视野，那么，辨体意识则给了诗论家以既有客观规定、又有主体尺度的视角。不论是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还是以后的仿效之作，都体现了诗史风貌和辨体意识的交融互济。 辨体在诗学批评中的功能非常重要，而且源远流长，魏晋南北朝时期钟嵘的《诗品》可以作为一个明显的开端，而后经唐、宋、金、元而臻于成熟，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戴复古的《论诗十绝》、严羽的《沧浪诗话》和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是诗评中辨体的显例。在明清时期，诗学中的辨体批评达于全盛。高棅的《唐诗品汇》、胡应麟的《诗薮》、许学夷的《诗源辨体》、王士祯的《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方东树的《昭昧詹言》等，都是诗学辨体中的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