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但以妄想颠倒执著，而不证得。 ——《华严经》 研究“当代中国作家的民众观”，是研究“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化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因为作家们大多有过在社会底层与民众同甘苦共患难的命运，因此他们的作品中，民众的命运成了一个十分常见的基本主题，而且还因为作家们常常是通过对民众命运的探讨去完成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追问、对知识分子命运的确认、对人生立足点的求索的。 这样，便有了“当代文学中的民族主义思潮”的话题。这一话题的源头可以上溯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思想、“五四”以来的民主主义思潮。事实上，民族主义一直也是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的一个基本立足点。他们常常把自己的事业与民众紧紧联系在一起。“博爱”的理想、“共产主义”的理想、“民主”的口号、“到民间去”的呐喊……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都曾谱写过多么激动人心的乐章啊！ 另一方面。民众又不好一概而论。老子说过“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①又说过“民之难治，以其智多”。②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③但又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④佛经既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⑤但也认为“烦恼”、“妄想”足以掩蔽了佛性。马克思、恩格斯毕生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同时也分别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中研究了“为什么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作了俘虏”⑥以及“‘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⑦的历史课题。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表述过一种深刻的迷惘：“我爱人类，但是自己觉得奇怪的是我对全人类爱得越深，对单独的人，也就是说对一个个个别的人就爱得越少。”⑧还有鲁迅，既“俯首甘为孺子牛”，又不能不正视先觉者“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的悲剧。⑨而毛泽东不也一面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一面也为“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而思索吗？ 也许，只有从这样的思想高度出发，我们才能理解诸如“为民请命”的使命感与“改造国民性”的忧患意识纠葛在一起，“到民间去”寻找希望的冲动与“世俗化”的安逸感彼此对立又互为补充的复杂的现象，才能发现当代作家上下求索的漫漫心路历程…… 是的，我以为当代作家的民众观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为民请命”、“改造国民性”、“到民间去”和“走向世俗化”。也可以说，这四大主题构成了当代文坛上民族主义思潮的基本内容。下面，让我们来粗略地梳理一下四大主题的发展脉络。 一、“为民请命”的使命感 “为民请命”，从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优良传统。这一传统既体现出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博大胸怀，也昭示了一种精英意识——做民众的代言人。 早在“四五运动”中，北岛就写下过这样悲壮的诗句：“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回答》）这是诗人甘愿为天下人殉道的气概，也是诗人立志为天下人“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做开路先锋的豪情。在拨乱反正的岁月里，舒婷也曾大声疾呼：“我决不申诉／我个人的遭遇。／……为了祖国的这份空白，／为了民族的这段崎岖，／为了天空的纯洁／和道路的正直／我要求真理！”（《一代人的呼声》）面对着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公刘呐喊：“父亲啊，我的父亲！我在为你祈祷，为你祈祷，／再也不能变幻莫测了，／我的老天！我的天上的风云！”（《读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文革”在作家们的心中刻下了永难平复的创伤，但他们却自觉地将个人的悲剧与民众的不幸紧密相联，并在暴露伤痕、反思历史的思潮中充当了民众的代言人的角色。高晓声的小说《李顺大造屋》、茹志鹃的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古华的小说《芙蓉镇》、周克芹的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都暴露了极左暴政给民众造成的巨大伤害。叶延滨的诗《干妈》、王小妮的诗《碾子沟里，蹲着一个石匠》、叶文福的诗《将军，不能这样做！》、熊召政的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都饱含着对民众疾苦的关怀之情、燃烧着对特权阶层、昏官污吏的愤怒激情。柯云路的小说《新星》因为塑造了一位以铁腕清除腐败现象的“清官”改革家而为人称道。何士光的小说《乡场上》因为刻画了一位敢于挺直了腰杆反抗土皇帝淫威的农民形象而声名远播。还有那些针砭时弊、呼唤正义的报告文学：黄宗英的《大雁情》、孟晓云的《胡杨泪》、祖慰的《啊，父老兄弟！》、乔迈的《希望在燃烧》……每一篇都引发过“轰动效应”。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那几年，是思想解放运动大浪汹涌的几年。文学走出了“瞒”和“骗”的大泽以后，以直面人生的勇气谱写出一曲曲悲歌与壮歌。在现代迷信破产以后，“信念危机”在社会上已经开始蔓延，但广大作家为什么能以一篇篇富于正义感和使命感的力作创造了文学的辉煌、拨动了时代的心弦？答案只有一个：他们忧国忧民，以民众的代言人身份写作，“心事浩茫连广宇”，便不感到孤独，不感到空虚。他们以为民请命的作品为文学赢得了巨大的荣耀，民众也爱戴他们、敬仰他们，给了他们崇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声名。那时，从事文学是神圣的事业。文学作品产生的“轰动效应”吸引了无数文学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