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社会和文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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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上海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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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7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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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社会(又称市民社会)问题近年来在文化界得到广泛讨论,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社会转型期现实问题的敏感和关注,也反映了人们内心涌动着一种期望:随着社会的发展,是否可能或者已经开始出现一个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空间,使得思想学术问题、文学艺术问题可以在其中就事论事地讨论,可以凭借本身的生命力自生自灭,而无拔苗助长或风袭霜打之虞。

      民间社会是欧洲历史发展中出现的一种社会形态,它与欧洲特有的政治条件(存在与王权抗衡的力量)、法律条件(法制较为完备,司法较为独立)、经济条件(私人财产权利较有保障)以及孕育其中的历史条件的特殊性(民族国家尚未形成,无强大的中央集权,封建的庄园和城堡)有关,将“民间社会”作为概念框架引入作为研究当前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论工具,涉及到十分复杂的学理问题。本文不拟进行精密的概念梳理和充分的理论阐述,仅对与民间社会有关的文化现象作出描述、分析和总结,在这种意义上说,本文的概念立场和葛兰西相近。用笔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民间话语空间已经出现,但问题、困惑、争论也随之而产生。

      一、民间话语空间凸显的背景

      民间空间的发育本来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但对于中国知识界而言,注意到民间文化空间的存在和对之进行热烈讨论,却伴随着一种巨大的心态转变。这种转变有一个清晰可辨的时间标志:它发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期间发生的政治风波固然有极大的震荡力,但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却没有,也不可能发生突然变化。这次震荡,紧接着的沉寂、茫然,以及出乎意料的经商潮流,使许多人的心理和观察视角发生了巨大变化,民间社会问题成了视野中摆脱不掉,甚至带焦灼性的问题。正是在这种心理突变的带动下,民间社会问题在理论上的重要性,以及现实生活中种种意义深远的变化,才清晰地凸显出来。

      如果把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的情况作一下比较,就可以发现,中国的国情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们面临的问题也不应该完全两样,但文化讨论和批评的格局却大大地变了。80年代中期中国知识分子象一大把同质同构的铁屑,被置放在改革开放的巨大磁场中,革新与守旧、吸收西学和维护旧传统等大问题像磁铁的两极,使大多数人有固定的指向和趋向,人们可以观点各异,但问题和关注点归根结底是相同的。人们地位、身份实际上不一样,但并未明确意识到有朝野之分、体制内外之别,人人都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热情投入“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和争论之中。

      在90年代,人们突然意识到,许许多多无法用以前的标准来定性和归类的文化现象已在不期然之间出现了,比如几乎可以用“泛滥成灾”来形容的小品、随笔、报刊的周末版、商业性影视、音乐节目,总之,被人称为“消闲文化”、“商业文化”,说不清是属于新还是旧,中还是西的东西风靡一时,与以前黑白两极分明的情况不同,现在出现了一大块灰色地带。有人试图以旧的框架对这块土地上的生长物分类,或褒或贬,或喜或忧,但最终只能显得自己的看法不伦不类。

      80年代讨论的社会、文化问题并未消失,并且在超过以前的广度和深度上被思考和讨论。但是90年代的讨论自发性和个人化倾向大大加强了。

      话语方式出现了明显分化,80年代观点各异,对立分明,但话语系统大致只有一个,90年代至少存在两个泾渭分明的话语空间。活动于一个空间的人对另一个空间中的概念、观点不是不懂,就是充满误解,而另一个空间中的活跃分子则对相异空间中的惯常话语不屑一顾。在我看来,大多数有价值的讨论都是在民间话语空间中进行的,其中的问题和结论并不以是否符合惯常观点为指向和归宿,而是就事论事。当然,这里也有标准,比如对中国的现代化是否有利,是否符合学术规范,等等。当然,这里面也充斥着伪问题和洋泾浜语言,但大致可以说,立论者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充当传声筒。

      在民间话语空间,争论相当激烈,比如对儒学的发展前景,对后现代主义、东方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不同观点交锋激烈,甚至很不客气,但这种争论和批判具有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特点,即只是摆事实、讲道理,不扣什么“主义”,什么“倾向”的帽子。而在另一个话语空间,则正是五、六十年代那一套,首先在动机和立场上定性。不过应当客观地说,后一种做法现在很少,职业性的批判家和嗅觉异常敏锐的人活动空间是大大缩小了。可能是几十年来第一次,他们惊奇而愤懑地发现,“左”倾思潮不一定处于官方和正统地位,他们对于在野身份极不适应,大叫大嚷不能理直气壮地宣传这宣传那啦,不能大张旗鼓地批判这批判那啦,其实,由于惯性,这些人心理上行为上还是十分有恃无恐的,只不过民间话语空间中平等、讲理的规则太难为他们了。但问题在于,只有民间话语才有吸引力,你总不能把大批判文章当广告一样出钱刊登吧。

      二、面临多元化产生的困惑

      民间社会的存在使中国当前的文化形势呈现多元、复杂的局面,使许多习惯于单向或大一统思维的人感到不适应,许多困惑和文化争议由此而产生。

      最能反映知识分子把握不住文化格局变迁和自己使命的,是有些人把自己的失落、惶惑心态向外投射,编织并反复述说一个关于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形势的神话。根据这个神话,80年代和80年代之前中国文化的基调充满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而90年代是世俗化、道德失范的;80年代的政治意识形态论争突然消失殆尽,商业意识取而代之,并对知识分子的生存地位造成致命威胁;因此,知识分子由处于文化、政治的中心地位而被挤压到社会边缘,有人对此发出哀叹,有人聪明地证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是一种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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