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趋泛化与固化的批评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文化的勃兴，文艺批评正日渐呈现出泛化和固化的倾向。前者受新媒介技术霸权带来的传播方式的影响而不断走向虚拟化，后者基于网络与媒体的挤压而不断走向圈子化。虽然两者从论说旨趣到终极追求都不尽相同，但与文艺创作的第一现场脱节，流于空洞不及物却是一致的。 诚然，数字技术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艺生产与消费的大环境，由此带来人们阅读—欣赏方式的改变，促使了包括网络批评在内的各种新媒体批评的兴起。这种批评权力的下沉，对丰富普通人的文化生活，增进其文化获得感，无疑具有正面的意义。但不能不看到，一些类型小说创作中戏说与幻说成风；一些影视、戏曲一味靠数字特效合成影像，无视起码的感觉真实，诸如此类都在提升艺术表现自由度的同时，抽空了作品的思想意义与现实指向。而与之相关的文艺批评，因受到对象所固有的世俗化主题与商业化趣味的影响，常不免在凸显言说开放性和交互性特征的同时，多多少少陷入“营销批评”的困境，从而弱化了批评本该有的指陈利病、引领价值的力度，此为我们所说的泛化或虚拟化。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在融媒体平台与舆情批评挤压下，类似学院批评等专业的文艺批评既想通过与国家话语、政策话语的区隔来凸显自身的独立性，又想通过与市场话语、大众话语的区隔来凸显自身的学术性，为此不惜采取一种精英化的言说策略，甚至自甘边缘，抱团取暖，既不针对个案发言，也不回应冲突，一味沉迷于结构的探讨，而鲜少关心价值。如此放弃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放任批评向个人化、私语化的方向发展，又不免陷入“玄学批评”甚至“黑话批评”。已有学者指出当代文学批评存在着过度理论化的倾向，“许多的文学批评仅把批评对象作为思想和话语的由头，批评悬浮于对象之上”①。这种将文学创作与批评脱开，专意追求批评的文体价值与自身本位，固然“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带来全新的理念和深邃的思辨”，但同时“也使文学批评走向了冷漠和抽象”②。不幸的是，更广范围内的文艺批评也是如此。此为我们所说的固化或圈子化。 在这两种倾向的交合作用下，文艺批评呈现出过剩与不足兼杂的奇特病象。“过剩”是就上述泛化和固化的批评充斥文坛，稀释了文艺批评应有的影响力而言的，“不足”正指具有针对性、有效性的真批评的稀缺。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文艺批评再不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受到人们普遍的关注，“文艺批评所能激发的公共性的思想和情感的能力在减弱，激发大众的共同激情和兴趣的力量在弱化，提供大众探索真理的路径和精神能量日渐匮乏，对于历史主体的创造性想象和未来信念在丧失”③。而作为言说主体的批评家迷失在虚幻的语言狂欢和智力游戏中，因一种为人诟病的偏狭保守的职业作风和自闭心态，连带着造成了其所作的各种批评说服力的明显不足，影响力和感召力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二、介入当下与回归大地 如何从当下的现实出发，做有态度、有担当的文艺批评；如何找回批评的现场感，探索批评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建设性，使之与生活声息相通，与时代同频共振，这是摆在批评家面前一道无计回避的考题。为此，我们呼吁文艺批评要及物。要求文艺批评及物原不是新话题，此前吴义勤的文章④就已揭出这一点。但遗憾的是，反响大多停留在学理的层面，其所指斥的现象在现实中不仅未得到纠正，反而愈演愈烈。鉴于一般意义上的呼吁效果有限，我们才希望结合十多年来评论界出现的种种新问题，在新的语境下对其再作申述和强调，以便使它有更明确的意义边界，能对批评发挥更大的干预和影响作用。 顾名思义，“及物”当然包含“及”和“物”两个方面。但在当代语境下，“及”希望被关注的显然是其所含指的那种充满激情与势能的动作性诉求，它突出的是主体刻意的动作行为和由这种动作行为所必然产生的抵达、关联和跟进的效果，由于它自身通常有感而发，能感而发，所以很不能接受一切的蹈虚走空，更进而要求自己必须能切近，够深入，可带动；而“物”显然专门指向人所必须带动和所属意要完成的那个动作的对象，由于这个人的动机通常清晰，目标又很明确，有时还立意高远，志向远大，所以他常常截然拒绝一切的游谈无根，并厌弃每一种言不及义，由此必定追求言之有物，甚至谈言微中。落实到具体的文艺批评，它要求的是批评者必须永远保持洞察的本能和介入的意识，以一种时刻准备出发或已经在途中的姿态，积极投身到变动不居的文艺创作的大潮中，既能对创作者所身处的客观环境和情感世界有感同身受的了解，又能时时回光内鉴，永远对作为言说者自身的日常经验和价值认同保持高度的警惕，使之有能力面对复杂的精神创造，仍能够全方位地裸出生活的展开过程和人性的普遍状态，并进而将一种深刻的洞见赋予对象，开显出其所蕴含的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和时代症候。 由于文学艺术是人“内在经验”的产物，是人所具有的想象力、情感力较隐在的见证，通常不易为客观的知识所掌握，因此文艺批评要触及对象的本质与内里，就必须有足够的知识准备和心智投入，有时候甚至还要冲冒风寒，接受当世的辱骂与后人的曲解。当然，这也决定了一旦触及关键，切中肯綮，它的意义将是非常巨大的。以往的事实证明，真正有价值的批评总是及物的，并因能及物而与时代与社会紧紧联系在一起；真正有眼光有思想的批评家的意见也总能关注真实展开的人生，并因这种关注而成为他所身处的时代最深刻最精到的意见。譬如19世纪初，北欧盛行一种遵奉天主教精神而与现实相脱节的浮伪的浪漫主义，其时就有勃兰兑斯怀着巨大的启蒙热忱，发起“精神革命”，针对那个时代的种种弊端，力陈“抽象的理想主义”的虚伪与不情，呼吁作家基于“自由意志”与“独立思考”，揭露社会的矛盾和资产阶级的卑琐，由此引来雅各布逊、赫曼·班和易卜生等作家的纷纷响应，以“现代开路人”为名结成文学流派，最终使北欧文学得以与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连为一体，实现了重要的突破。这让人想起保罗《文学批评与危机》中所说的话，“所有真正的批评都是以一种危机的方式出现的”，因为它有及物的强烈冲动和意识，促使它既自觉地切入生活，又能时时检视与质疑现实，辛辣地批判甚至否弃现实人生的种种真假与伪善，所以终得以维护了人们对这个社会的道义和价值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