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

作 者:

作者简介:
[美]希利斯·米勒,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英语与比较文学系,美国 加利福尼亚 92697; 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1928- ),男,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英语与比较文学杰出研究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研究。他最近的一本著作是2015年出版的《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An Innocent Abroad:Lectures in China),收集了米勒1988-2012年间在中国多所大学发表的30多场演讲中的15场演讲实录,中文版于2017年刊行。

原文出处:
长江学术

内容提要:

本期《现代语言季刊》中有关“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论述,其作者都认为需要发展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论。王宁关注让·保罗·萨特、雅克·德里达和阿兰·巴迪欧自1950年以来对中国的影响。张江对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家几乎完全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所做的是“强制阐释”,他抛开文学批评中的一般公式或模式,而把每一部作品都当作独特的、自成一格的东西来阅读。朱立元则详细论述了笔者的“文学终结论”文章在中国的影响。这三位中国作者都未强调这期“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结束部分所讨论的内容,也就是说,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个国家的文学理论所经历的重大变化,都是由印刷媒介向数字媒介的转变不由分说地带来的。那么,当文学作品由印刷品阅读转变为网络在线阅读时,到底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9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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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怀着深深的敬意拜读了三位著名的中国学者在本期《现代语言季刊》上发表的三篇文章,它们让我获益匪浅。这些文章共同探讨了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学术和教学中的现况,不过它们的关注点和研究方式差异非常大,各自的观点也存在很大差别。这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些话题的范围之广和观点的多样性。我可以很容易想象,由另外三位同样杰出的中国学者撰写的文章,也不会与这些文章有太多的重合。他们会对在中国有影响力的西方文学理论家,例如乔治·普莱特、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或爱德华·赛义德进行完全不同的论述。

       中国是一个大国,全国各地有许多不同的大学,每所大学都在以不同方式教授文学和文学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多种语言,普通话在日常用语中并不是通用的。1988年至2012年,我曾多次前往中国讲学或参加会议,了解到中国的学术环境相当复杂多样。①尽管近年来,中国各地都在努力使文学理论更加统一,但情况仍然没有太大改变。正如本期《现代语言季刊》的三篇文章所体现的那样,中国人希望通过发展一种独特的、排除他们所说的“西方价值观”影响的中国式文学理论来实现统一文学理论的目标。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目标,所以这三篇文章都以不同方式提到了它。但是,西方价值观究竟是什么,其答案可能并不太好具体化,但它们大概包含了西方文学理论所推崇的价值观。一种独特的中国文学理论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除了说它应该非常地“中国”之外,也没有具体化。到底是指马克思主义、儒家、中国禅宗,还是其他什么?我对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微末了解,不是来自在中国工作的学者,而是来自一位才华横溢的中国学者顾明栋。顾先生目前任职于达拉斯德州大学,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对中国思想流派进行详细的比较。例如,他最近写了一些关于中国禅宗及其与西方文化的类比的文章。他对禅宗与弗洛伊德和拉康精神分析的共通之处特别感兴趣。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传统,对他们来说,没有“西方价值观”,回归这些古老传统应该不难做到,但还需要进一步协调这些传统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

       本期文章的三位中国作者都是研究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影响的专家。他们都身居要职,并且都能够与权威人士对话。不过,他们的职位在重要性和权力上差异很大。

       王宁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可称为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工作了很长时间,现任职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致远讲席教授。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的文化和商业中心正从北京转移到上海。王先生不仅在中国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书籍,在许多西方学术期刊上也发表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

       张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汉语和文学理论教授,该院的副院长。由于这是一个政府资助的、极其重要且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张的职位非常重要。他在中国几乎所有主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大量关于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以及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文章。他为《现代语言季刊》撰写的文章的不同版本已在中国、美国和欧洲广泛发表。②

       朱立元是中国重点大学复旦大学的汉语和文学理论教授。他曾在美学理论、中西美学、现代与后现代文学理论等方面发表过大量的中文论著。他为《现代语言季刊》撰写的文章是这三篇中唯一一篇详细分析了西方文学理论家到底说了些什么,以及在中国是如何被解读的文章。既然我就是那位文学理论家,我想说,朱立元对我的作品及其在中国的影响的细心关注,使我深感荣幸,此前我并不知道我的“文学终结”的论文在中国被如此广泛地阅读和讨论。

       由此可见,这三位学者在机构任职和学术工作上的差异确实很大。不仅如此,他们还体现了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学理论及其在中国影响的观点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是值得肯定的。正如所有语言和文化的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独特的,这三位学者在其论述的内容和方式上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他们的文章代表了他们自己。我的评论并不是试图去进行“细读”,而是对其中的重要内容做一些观察。

       王宁的《法国理论在中国以及中国理论重构》和他的许多其他著作一样,是一部广博的、全景式的作品,而不是高度聚焦的作品。这篇文章开头的总结是正确而具有启发意义的。该文讨论了法国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三位理论家: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理论不仅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德里达的解构批评理论,通过在中国批评界和翻译界的应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后现代主义;阿兰·巴迪欧对毛泽东思想的热情与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界对他的批判性接受,无疑帮助了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审视毛泽东思想的遗产。

       上世纪50年代初,我自己也是萨特的忠实读者,我学习了法语,这样就能读懂他关于让·热内(Jean Genet)的书,当时这本书还没有翻译成英语。然而,我并不知道萨特在中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王还列举了一些受索伦·阿拜·克尔凯戈尔,弗里德里希·尼采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影响的中国作家。在我多次访问中国的过程中,从未遇到任何人提起过萨特对他们工作的影响。由于我的研究领域一直是文学研究和批评,因此尽管我曾读过萨特的纯哲学著作,但那时候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萨特的文学随笔。萨特的不同作品在中国有哪些影响?关于这一点,王没有给出具体的信息,他也没有具体介绍德里达和巴迪欧在中国是如何被阅读的,如果能知道这些信息将很有意思。王的文章没有介绍中国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极少提到萨特或德里达所说的话。他或多或少有些想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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