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凝视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俐兴,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李俐兴(1988- ),女,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从事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研究。

原文出处: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后人文主义”是近年来席卷西方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后人文主义伴随着人文主义的危机而来,是对人文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旨在重新塑造人类与非人世界之间的关系。在后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动物(人-动物关系)研究成为了当代文化和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中,人类始终占据人-动物这组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动物是外在于人类的他者。随着后人文主义观念的兴起,人类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出现了危机,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也日渐模糊。本文通过考察阿甘本、德里达、德勒兹、哈拉维等当代哲学家对于动物问题的思考,揭示出动物性话语始终是人类建构自我身份的工具,当代的动物问题研究难以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幽灵。不过,动物话语的兴起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和理解他者性的问题,可以为当代的文学研究提供全新的理论框架和批评话语。动物研究不仅需要跨学科的合作和整合,还需要跨文化的视角,中国古代独特的生态观能够为当代的动物问题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9 年 10 期

字号:

       DOI:10.13568/j.cnki.issn1000-2820.2019.03.015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20(2019)03-0105-09

       一、后人文主义的范式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成为当代西方学术界的热点议题和重要的理论思潮。“后人文主义”这个术语最早是1977年由美国学者伊哈布·哈桑所提出来的:“后人文主义暗示着我们文化中的潜力,暗示着挣扎成为了趋势……我们需要明白五百年的人文主义可能走到了尽头,因为人文主义将自身转变为我们必须无奈地称之为后人文主义的东西。”[1]国内学者王宁也指出“正如西方文论中的各种‘后学’之特征一样,后人文主义是伴随着人文主义的危机而来的,它意味着过分强调人的作用的人文主义时代已经终结”[2]。人文主义为何会走到尽头?它在当今时代又遇到了怎样的危机?后人文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后人文主义的核心要义又是什么?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首先要对人文主义(humanism)做一番简单的勾勒。人文主义在西方具有悠久的传统,特别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形成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伴随着启蒙运动和现代主义,人文主义成为了人文学科的主要思想范式。卡里·沃尔夫在《什么是后人文主义?》一书的开篇就引用了维基百科对于“人文主义”的定义:“人文主义是一个广泛的道德哲学范畴:它基于人类的普遍品质,特别是理性来分辨是非,从而确认所有人的尊严和价值……人文主义通过世俗的方式去追求真理和道德。以自我决定能力为焦点,人文主义拒绝一切超自然评判的合法性,比如依赖于没有理性的信仰,超自然或是文本所宣称的神圣起源。”[3]xi尼尔·巴明顿则认为人文主义是一种话语①,宣称人类形象自然地位于世界的中心;人类完全不同于动物、机器和其他非人实体;人类完全知道自身;人类是意义和历史的源头;人类享有共同的本质。从绝对意义上说人文主义意味着依赖于一系列二元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话语,例如人类/非人、自我/他者、自然/文化、内在/外在、主体/客体、我们/他们,这里/那里、积极/消极、野生/顺服等。由此可见,人文主义强调人类的主体地位,强调人类的理性能力和自我意志,并且通过各种二元对立话语的运作形成了以人类为中心的整个形而上学体系。

       人文主义在当代遇到的首要危机直接源自科技和生物学的挑战。人文主义的主要缺陷在于相信一个独立于政治、社会关系和历史变化的普遍人性,而当代科技的发展质疑了这种本质人性的存在:达尔文主义奠定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似性,人类物种的唯一性面临生物技术和基因学的挑战;神经科学家开始质疑人类自由且自主的意识;信息学、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正在逐渐取代人类思想的独特性;人类完整的身体开始被各种假体所替换;其他原始人类物种的发现和最近环境学家关注“人类世”和人类灭绝,从生物学、信息学、控制论和认知学的视角共同威胁和废除人类独一性的观念……随着赛博格(Cyborg)、人造人(Android)、克隆人(Clone)、异变人(Mutant)、AI等不同生命形态的出现,人类无法再自诩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此外生命科学和基因学更是模糊了生与死的界限,“生命”这个概念也在细胞分子学的视野下变得模棱两可,由此人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之中。从“人是什么?”到“谁是人类?”的问题转变折射出后人文主义语境下的人类不再拥有独特的本质和属性,人是可以被拆解、转化、甚至消解的。

       如果说当代自然科学逐步消解人类肉身的完整性,那么二十世纪的人文学科则从更为根本的思想层面试图解构“人类”的主体性和中心地位。尼尔·巴明顿在其主编的文集《后人文主义读本》中认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开启了后人文主义的可能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的攻击对象是人文主义对存在于历史、政治和社会关系之外的自然人类本质的信念。在他看来,主体性不是先天既定的,而是个体物质生存状态的效果,不同的物质生存环境生产出不相同的主体性。人类不再是大写的人,而是拥有了历史和偶然性,因此也不存在永恒的人类本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则进一步挑战笛卡尔式“我思故我在”的理性主体。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类的活动部分地受制于无意识活动,更受到理性之外的欲望和本能的驱使。因此,巴明顿认为“阅读弗洛伊德就是见证人文主义的衰落”[4],精神分析学开启了人类重新思考自我、思考理性的新路径。

       到了二十世纪中后期,随着后现代思潮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盛行,“人”(Man)这一大写的概念也遭到了进一步的解构。利奥塔在《非人》一书的开端论道:“人文主义,以诸多的方式提出诸多训诫,经常互不相容……人总好像至少有一种可靠的价值,它不需要被查问。它甚至有权力中断和禁止查问,怀疑和损蚀一切思想。”[5]福柯在《词与物》中写道:“在任何情况下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人既不是人类知识提出的最古老也不是最常见的问题……人是最近的一种发明,而且可能接近其终点。”[6]拉康的“混沌”(hommelette)、利奥塔的“非人”(the inhuman)、德里达的“人之终结”(the ends of man)、德勒兹的“无器官的身体”(bodies without organs)都可被视为后人文的写作。人的自由、普遍性、价值和属性都遭到了怀疑和挑战,“人”只是一种话语和历史的建构。

       在当代科技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共同作用之下,“后人文主义”在文学研究、哲学、神学、视觉文化、地理学、建筑学、法律、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理论、性别研究、媒介研究、电脑科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激发了探讨后人类的可能性。正如卡鲁斯和赫布莱希特所指出的那样,“后人文主义也许是近来最跨学科和超学科的范式”[7]。作为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模式,后人文主义旨在重新反思人与非人生物之间的界限问题。人文主义需要通过排除和划界来确定人在世界的中心地位。人与动物、人与机器、人与环境之间的二元对立就是“人文主义”话语运作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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