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比较文学从近代发轫，三四十年代兴起，到八九十年代的繁荣，其间走过了百年历程。到80年代，成立了全国性的学会，有了专门的学术期刊，许多大学的中文系成立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所或教研室，招收比较文学的硕士乃至博士研究生。连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史的著作都出了至少两种，可知学科的积累已达到了可以撰“史”的可观的程度。仅就近20年来的情况看，在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科学领域，比较文学也是最活跃、最有生机的新兴交叉学科之一。 但是，在世纪之交回首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进程、特别是近年来的学科现状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回避其中存在的问题。 近20年来，比较文学的“理论”提倡非常繁荣，这在学科重整初始是必然的和必要的。多写一些什么是比较文学、怎样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文章，是有益的。而且比较文学的理论本身也有自给自足的价值。但问题在于，“理论”过热，而具体扎实的学术研究却相对冷清，使得整个学科的学术氛围显得有些浮躁。如，不做具体的比较文学研究，却可以大谈比较文学的“方法”是什么，“如何进行比较文学的研究”；对一国特别是某一外国的文学还没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却可以大谈“中外文学比较”。更有许多研究者对建立所谓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问题，具有持续不减的热情，发表大量大同小异的文章，来标举“中国学派”，仿佛只要打出旗号，一个“学派”就诞生了。有的专业刊物，似乎对研究具体问题的比较文学论文不那么感兴趣，而是连篇累牍地刊登“学派”问题、方法问题、西方的各种“主义”与比较文学的关系等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并非都没有用处，但是，太多则滥。这种“理论先行”的现象，造成了比较文学繁荣现象中的许多泡沫。有时候看起来很热闹，但读完之后，却使人生起一种寂寞之感。这种情况不禁使人想起胡适在五四时期说过的一句话：“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当时来看胡适的这话未必正确，但现在用这句话来忠告我们的比较文学界，似乎没有什么不妥。 因此，21世纪的比较文学研究要推进，要发展，就应该由谈“主义”走向“研究问题”。当然，“主义”不妨继续有人来谈，但更多的精力应该投入到问题的研究中。因为在中国，和其它的文学研究的学科领域比较而言，比较文学似乎可以说是“问题”最多、空白点最多的学科。记得搞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位朋友说：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是一座山，那么山上的任何一块石头没有不被人摸过的。如果我们借用这个比喻，也把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比作一座山，那么可以说山上的石头肯定有很多是没有被人摸过的，只有几条被踩出的小路而已。更多的人喜欢站在山下讨论着如何上山。许多迫切的课题没有人来研究，重要的题目没有人来做，不少困难的领域等待开拓和解决。而且，有些问题，只有我们中国的学者——而不是外国人——才有条件、有优势、有能力研究好。如，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中的大量问题，中国的翻译文学问题等。凡以中国文学为中心的比较文学研究，必待中国学者来完成。这些问题如果扎扎实实地研究好了，所谓“中国学派”不必提倡，不必呐喊，便自然形成。 例如，中国的翻译文学的研究。翻译文学在国外的比较文学研究中非常受重视。中国是翻译大国，五四以来，翻译文学的数量在全部文学出版物中占了约三分之一，对我们的作家和广大读者，都有重大的影响。但是长期以来，翻译文学的研究与翻译文学的繁荣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已经出版的上百种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专著和教科书，都没有翻译文学的位置。1988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由于论述的范围很宽，且篇幅有限，因此只能是一个综述性的著作。郭延礼教授最近出版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资料详实，填补了一个空白。而要从文化、文本、译语等多角度来研究的翻译文学史，最理想的是按国别文学翻译来划分，由熟悉其国语言文学，同时又熟悉中国文学的人来写作，如《中国的英美文学翻译史》《中国的俄国文学翻译史》《中国的法国文学翻译史》《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史》……等等。但是，直到现在，这样的研究似乎还没有全面展开。据我所知，中国的英美文学翻译史，已有谢天振教授在研究；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史，我已写完，待出版。但愿其它方面的研究，也有人做起来。 中外文学关系史与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基础工程。20年来，我们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除了《1898—1949中外文学关系史》《20世纪中国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等涵盖面宽的著作之外，在中国与外国的某一国别的文学比较研究方面，也有不少成绩。如，在中日文学比较研究方面，有严绍
的《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王向远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等专著；在中俄文学方面，有陈建华的《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史》；在中法文学方面，有金丝燕的《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中国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钱林森的《法国作家与中国》；在中德方面，有卫茂平的《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等。花城出版社在90年代初还出版了一套十卷本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但是，仍有许多的空白尚待填补。如，中印文学关系，中美文学关系，中国现代文学与德国文学，法国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等，还都没有得到系统的清理和总结。 还有跨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即自然科学、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民俗学等学科与文学的比较研究。在这方面，20年来我们收获最大的是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中国学者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佛教在原产地印度，对文学的影响远不如中国这样大，把这个问题研究好了，就能够体现中国比较文学的特色。现在的问题是，在一部著作中进行文学与另一个学科的比较研究，弄不好往往会大而无当，所以应该将跨学科研究的问题具体化，用跨学科研究所提供的视角与方法，来研究某些具体的问题。我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力图具体化，如我写的在今年5 月即出版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一书，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就属于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我现在正在着手研究的《中国近现代国难文学史》，则是历史学、外来侵略与中国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姑且算作将跨学科研究具体化的一种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