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4)05-0071-06 确如华勒斯坦等人所言：“社会科学一向都是围绕着国家这个中轴运转的”（注：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第87页，刘锋译，三联书店，1997年4月版。），中国现当代文学也不例外。它不仅是建立于新中国诞生之后，而且在时序的分段上都严格遵从了这个国家所认定的宏伟历史进程。甚至在内容的保留上，中国现当代文学也同样经由国家意识形态的过滤器实施了慎重的遴选。只需拿王瑶在中国大陆较早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夏志清在美国写就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做一番比较，我们便不难发现他们在处理同一历史对象时所持取的不同标准。在前者那里被淡化乃至隐去的钱钟书和张爱玲等小说家，在后者那里却得到了极力的凸显和张扬。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差异，问题实质不在于个人的审美情趣和历史态度，而在于他们是否更多地考虑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审美情趣和历史态度。尽管今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已经开始自觉发挥个人的客观历史认知能力，运用国家所赋予的学术民主权利，对既往的政治话语干扰进行了尽可能的剥离；但它对于现代文学的历史描述依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其中原因，我以为恰恰是由于这些写作者在观照文学史时，因为过于迷恋历史的所谓客观性，从而放弃了对于国家应该承负的历史责任。当他们把浮泛于当时国家历史舞台上的文学景象呈现给我们时，他们以为历史事实本就如此，却没能想到这是不是全面代表了国家当时的真正文学水平。事实上，如果把历史舞台之下的某些文学景象转移到历史舞台之上，它们或许会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芒。基于此，他们所完成的文学史往往并不是一部如实反映出国家当时文学水准的历史，自然也就不可能是一部揭示了文学真相的历史。 我们可以不用国家的话语去叙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叙述它时可以将国家的意识置之脑后。应当认识到，这一学科建立的国家性前提决定了其本身固有的国家利益的属性，以及它所表征的民族层面的精神气质。一旦我们摒弃了国家意识，可能就无法确定与整合该学科所欲囊括的诸多内容，甚而导致整个学科方向和宗旨的偏离。中国现当代文学被专业学者简称为“现当代文学”，即是国家意识淡薄的一个明证。 当然，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现有身份可疑的原因，在于它从一开始就具有的史学化身份，这是造成学科内部根基动摇的一个致命症结。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确立，一向是被视为该学科研究的首要基础：这便决定了这一学科往往是以史学的面目出现的。并且，几乎是所有的文学史写作者都有意无意忽略了其写作对象的“文学”这个前提限定。在写作时，他们更多地是由史学而非文学的角度去发掘、梳理文学的历史事件的。这样的文学史写作也许尊重了历史，但却绝对没有尊重文学。由此而招致的问题，我在前面已经涉及。举例来说，诗人朱湘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实际影响，可能的确不及和他同时代的另一位诗人徐志摩：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者因此就理所当然地承认了后者高于前者的地位，并将这一地位合法化了。然而，只要我们今天细心审读一下这两位诗人的作品就会发觉，前者的文学成就在许多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后者。此种文学实际与历史实际的冲突，恰是促使我们丧失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信赖的一个重要根源。它仅仅是在历史层面道出了事实，却未能在文学本身上呈现事实。史学和文学的这种本末倒置，不仅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文学水准的真实性，同时还通过对有关研究的严重误导，制造出愈来愈多的假象，以强化本来就不公正的文学历史秩序。 实质上，文学史的写作不应只是一个再现过去的过程，更应当是一个认识过去的过程。这一过程所需要的写作者的文学欣赏能力，应该大于他的史料考证能力。况且，仅就史学角度的书写而言，历史也不是主体判断缺席的纯粹还原实践：“我们真正称之为历史的并不是世界中所有事件的一种总体情境形而上学构造，而是那些为他们自己的过去与他们期待的将来构思某种故事的人进行的历史判断的过程。”（注：L.赫尔舍尔：《新编年史：一种史学理论的纲要》，陈新译，《世界哲学》.2003年第4期。）历史的意义及其生命力就取决于主体不断的判断活动，倘若历史仅满足于还原过去的目的，那它势必会变成僵滞于过去的一种死物。而历史研究的最终结果只能是人为历史服务，不是历史为人服务。这样的历史研究无论如何都是对自身学术价值的极度降低。历史的书写是某种权力，历史的形成同样借助于某种权力。就中国现代文学史来说，单纯从一个作家的历史影响效应来为其定位；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对于权力的盲目崇拜。因为我们都已经明白，一个作家当时的影响力常常依赖于其自己抑或他人人为造势的程度。朱湘与徐志摩的个案印证的正是这样一种情状。前者一贯个性傲慢、乖戾，始终是当时文坛的一个独行者，他根本不可能如性情随和的徐志摩那样，可以拥有大批的追随者和拥护者。再则，徐志摩时常喜欢以一个文坛帮主的姿态摇旗呐喊，并参与着当时可谓重大的文学事件。而朱湘对此却向来不屑一顾，他更乐意以一个边缘者的身份，默默无闻地从事着自己的写作。故此，朱湘相较于徐志摩，其声名所占有的文坛空间肯定无法与后者相提并论。而向来势利且掌握着炮制历史表象权力的传媒，深感兴趣的永远只是徐志摩这样的人物。所以，历史不费吹灰之力地便记住了他。 如今，传媒借着科技的神力渗透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就意味着传媒塑造历史面相的行为非但更加便利，而且更加有效；利用传媒造势的现象也因而越发普遍。众多迹象表明，传媒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走向的操纵，已经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了。一些小集团性质的所谓圈内批评人士，正是因为掌握了传媒这一权力，从而得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地制造着一个又一个文学事件，包装出一个又一个文学明星。当代文学的历史更多地沦为了传媒权力的炫耀，作品本身的质量反而不再是历史取舍的一个基本标准。同现代时期包括以往的文学史相比，当代文学史的势利品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今天的文学史依旧是不属于朱湘们的文学史，但此时的历史境遇却比朱湘那一时期更为恶化了，因为此时的历史境遇不只会继续滋生出更多的朱湘现象，它还会滋生出更多远比这一现象要恶劣得多的现象，如一些优秀的作家极有可能连文学史的门槛都无法踏进。此种状况提示我们，如果我们本着所谓遵照历史事实的原则进行文学史的书写，那么我们写出的文学史只能是充满势利的文学史，它其实仍在无形中肯认着正史和稗史的区分。然而事实证明，时下持续进行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依然是在传统史学模式基础之上的重复性劳动。有的文学史甚至动用了“写真”这种具有时尚色彩的名字，更是显露出写作者竭力趋从历史实际的一番苦心。但是他们压根没有意识到，自己所执着追求的历史真实不过是现象层次上的真实；这种真实必将使其距离内在的历史真实越来越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