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离”与“落空” 现代知识分子文化及其叙事自其产生之日起，便走上了一条坎坷曲折的道路，至“十七年”文学被打入另册，至“文革”更是被全面中断。某种意义上说，“文革”的悲剧正可归为是现代知识分子文化所代表、宏扬的现代性文化精神匮乏的后果。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知识分子身份及其形象文化含义的新生，现代知识分子文化又开始渐渐复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再次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现代性的启蒙与批判亦由此再度成为知识分子文化写作的立场。从“伤痕”、“反思”到“寻根”、“新潮”，所谓“新时期”的小说叙事一步步挣脱了政治书写的泥潭，以各种形式回归到“现代性”的旗下，尤其是“先锋小说”的崛起与一度繁盛，更是将有关知识分子“创造性”的现代神话书写得淋漓尽致。 新时期知识分子文化叙事的复苏，一开始就是以回到“五·四”为旗帜（刘心武的《班主任》即被认为某些方面承继了鲁迅的《狂人日记》），然而遗憾的是，历史似乎并未给它提供一个优裕的恢复、发展时空。知识分子叙事在80年代中后期达到一个高潮后，很快便遭逢了种种内忧外患，其意义指标被冲击得溃不成军。 首先，知识分子文化叙事在发展过程中，其意义指向逐渐远离了出发点，发生了偏离，走上了歧途。 知识分子文化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因而它必须保持清醒的现实感知，正面现实，对现实发言，除了对现代性理念的坚信和对现实真实的把握，它别无依附。无疑，在结束了假大空的政治化写作后，知识分子文化写作的主体独立性和锐利现实感，很快便为它赢来了声誉和信任，这便是新时期前半期小说叙事的所谓“轰动效应”。“伤痕”、“反思”、“改革文学”、“社会纪实文学”……一浪一浪几乎全是由不断的“轰动效应”推着前进，这对知识分子文化写作无疑是个鼓励，然而却也带来一个后果，使知识分子文化叙事陷入了对自己社会性即时意义效果的迷恋中，将小说视作新闻舆论的有力武器乃至替代品（注：刘心武的《公共汽车咏叹调》即一例，此一小说发表后，据载公交部门为此专门开会商讨小说中提出的问题，刘心武亦为此深感自豪。在此，小说显然新闻舆论化了。），而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对现实和人的文化观照和现代性反思，这样，小说写作便陷入了浮光掠影式的热点追踪中，写作主体丧失了对现实应有的一份冷静和独立，而被急剧变化的外部现实所迷醉、制约，陷溺于现象、事件中，遗忘了现代性构建、拷问的文化使命（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刘心武：他似乎永远在匆匆忙忙地赶路，追赶潮头，他的小说似总是能“得风气之先”，却没有哪一篇能有沉淀的思考和冷静的透视）。 新时期的小说的另一个“轰动效应”来源于先锋实验。主体的创造性亦是现代性理念的一个重要内容。80年代的先锋小说极大地渲染了这一点，从王蒙的“东方意识流”、宗璞的“荒诞派”、徐星、刘索拉的“伪现代派”、马原的“结构主义”、札西达娃的“魔幻现实主义”，以及残雪、余华、苏童、格非、莫言、北村、孙甘露……每一个浪头的冒出，都引起极大的“轰动”。然而，这种“轰动”本质上的苍白在一开始却被掩盖：它并非是主体创造性的产物，而不过是对西方现代文学的一些肤浅平面移植而已，不仅文体上如此，观念上亦然。另外，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文化叙事中的一个极端，先锋写作需要一个坚强的文化主体，他要有不屈不挠的现实反叛意识，他要的正是寂静效应：“向大众的掌声告别，退出一切以媚俗为目标的活动。”（注：朱大可等：《保卫先锋文学》，《上海文学》1989年第4期。 ）“它是对正统秩序的永不减退的愤怒攻击”，并且，“它一定要不断抗争，但绝不能完全获胜；随后，它又必须为着确保自己不成功而继续奋斗”（注：欧文·豪：《文学和艺术中的思想》，转引自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P93。），然而，80年代的中国先锋所倚靠的， 正是“成功”后的“轰动效应”；他们需要喝彩，需要掌声与鲜花，他们忍受不了先锋之途的幽暗与寂寞。这注定了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在短短几年间，走马观花般将西方一百多年的现代主义历程浏览一遍，以博取越来越稀弱的掌声。 由产生“轰动效应”到刻意追求、制造“轰动效应”，知识分子文化叙事逐渐放弃了自己弥足珍贵的意义独立性：所谓现实主义的小说越来越迷醉于对新闻式热点事件的捕捉（其极致是所谓的“社会纪实小说”，代表如刘心武的《公共汽车咏叹调》和《5·19长镜头》）， 而漠视了纵深的文化挖掘和反思；先锋小说则为了维持“创造”的神话和先锋姿态，孤注一掷地走上了形式文体实验的不归路，为言说而言说，为形式而形式，为出新而出新，在其叙事意义指向上，要么走向“无主题”，要么走上观念理念化，甚至不可避免地从早期的“创造”与反叛，滑向了无可奈何的语言大狂欢，其意义承载早已淘空。这诚如一位先锋作家在后来所检讨的那样：“当我觉得无话可说的时候，说话方式就成了说话的内容。”“我在写作中试图建立的任何深度，都被语言自娱消解干净。”“在聒噪中，一切都被我相对化了，在这场大规模的语言动乱中，我作为写作者是混乱的、迷惘的，得不到任何统一的东西，我在那时耿耿于怀的终极价值，也在聒噪中变得遥不可及。”（注：北村：《今时代神圣启示的来临》。）语言操作的叙事不但不指向真实可感的意义，相反还无限延搁了它。
